会飞的碑

写下这个标题，乍一看似乎有些荒诞。有人会问，你说的，不就是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石碑么，它们居然长出了翅膀，岂非咄咄怪事。

实际上，到尹珍故里正安采风之前，我也不相信碑会飞得起来，我也会对这种近乎神话的聊斋一笑置之。可当我伫立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尹珍传道解惑的务本堂前，听人们讲述与先生有关的碑的轶闻逸事，就由不得我不信了。

应当承认，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仅知尹老先生是汉代大儒，开贵州文化教育的先河，成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开山鼻祖。其余的，不甚了了。因此，正安之行对于我，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对尹珍文化的了解，可谓受益匪浅，不虚此行。其中，“藏碑”的故事，更是让我感慨良多。

在尹珍故里，先生因传播文化，福荫乡梓，乡人无论为官为民，都为拥有先生而自豪。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尹珍先生树碑。春秋祭祀，历代相传。正安毋敛坝上的新州，曾命名为“故里乡”。咸丰年间，这里的士子儒生，在毋敛坝上竖了一块一人多高、字大盈掌的石碑，上刻“汉儒尹道真先生故里”。清末明初，一受人贿赂的彭姓外来官吏，指责此碑坏了当地彭姓风水，将之推倒。乡绅不服，对簿公堂，结果石碑依然屹立。上世纪50年代末叶，大跃进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乡里大造高炉，大修食堂，到处寻找现成石碑石条。有人准备把那块碑搬去做建筑材料。谁知，一夜之间，这块两三千斤重的石碑竟不翼而飞。

无独有偶。文革时期，一块道光二十二年所刻的“汉儒尹道真先生之神位”的石碑，被造反派们当成“四旧”一砸为二，扔进垃圾堆。没多久，同样也不翼而飞。二十年后，才知道被当地一位干部将其珍藏。

听了这个并不曲折的碑的故事，不禁勾起我一段尘封已久的痛楚的记忆。

文革初期，在我的故乡，乌蒙山麓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文化革命的洪流，就无情地扫荡了我祖先墓前一块造型别致、气势恢宏的墓碑。如今，虽然吾姓后人将失散毁损的碑石重新拼立起来。可这块遐迩闻名、人称“三碑四柱”的名碑，早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采，面目全非。每逢清明时节，回乡扫墓的我，伫立在祖先残缺的墓碑前，常常耿耿于怀。

然而，尹珍先生故里碑的遭遇，让我不禁释然。在那个以革文化之命为乐事的理智眩晕的时代，一代宗师、官至荆州刺史、大名鼎鼎的尹珍先生的纪念碑，尚且在劫难逃，我那终身躬耕劳碌、一介庶民的刘氏先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碑，竖石也。”秦代称刻石，汉以后叫碑。对碑的记载，最早见于《说文解字》。从字面上理解，碑就是一块站立的石头。有趣的是，作出这个精辟见解的人，正是尹珍先生求学洛阳时的恩师许慎。千余年后，人们为其学生尹珍树立的石碑，变成了一块平躺甚至断裂的石头，野蛮无情地强奸了文明，对碑的含义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这，恐怕是九泉之下的许老先生万万没想到的。

除此而外，碑还有两种最具权威的解释，其一，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如石碑，丰碑，碑文；其二，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作为象征或者标志的大事。有口皆碑。

据考证，春秋时就出现碑这个名称，但当时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同时，人们也根据它在阳光下投射的影子的方位来推算时间。到了战国时期，大贵族殡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辘轳系绳缓缓放下。碑，就是装辘轳的支架。殡仪结束，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逝者，就在这块现成的大石上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出现了纪念性的碑。直到西汉时，墓地石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叫做“穿”。就是供悬棺下葬时留下的痕迹。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到了东汉，树立墓碑的习俗已广为流传，并沿用至今。

碑是死者的名片。

古往今来，纪念、留名、彰显功勋一直是树碑的主要内容。人生一世，恍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所谓的长生不老，不过是一种憧憬。皇帝也罢，草民也好，没有谁能够企及。因此，追求精神不朽，是不少人一生的目标。树碑，也许就是这种追求的一个重要方式。可上下五千年，真正不朽的又有多少呢？

人心是一杆称。其实，耸立的石碑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百年之后都可以树一块碑，一块姓甚名谁的纪念碑。

然而，尹珍先生故里两块纪念碑的不翼而飞，却给了我们一个既简单而又深刻的启迪：真正的丰碑，不是树立在大地上，而是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转自：刘毅的163博客——凉泉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