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安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

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系列

正安县，隶属贵州省遵义市。位于遵义市东北部，是贵州襟联重庆的前沿，是渝南、黔北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区域，素有“黔北门户”之称。正安县位于贵州省北部，北接重庆市南川区，东北毗邻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东南与凤冈县和湄潭县交界，南靠绥阳县，西北与桐梓县接壤。有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23个少数民族。

正安是我军进军西南解放贵州所遇到的特殊县份之一。由于它位居黔北，地处边沿，国民党溃军视为喘息之地，散兵游勇窜聚而居，加上乡保武装及土匪势力，正安犹如狼窝虎穴。他们狼狈为奸，置人民于黑暗、血腥恐怖、饥饿之中。由于我军从整个西南战役出发，未来得及给这帮家伙以沉重打击，致使正安解放出现反复。后来，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盘踞在正安的反动武装和土匪头子，终以玩火自焚而落得可耻下场，正安人民才从水深火热的浩劫中得到解放。

今日正安

进军大西南

1948年冬，伟大的“淮海战役”结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飞跃发展和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冀鲁豫区党委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梁子庠当时在山东东明县任县长，也是被抽调干部之一。我们在菏泽集中学习后，编在南下支队二大队，从菏泽随部队出发，经徐州、蚌埠、合肥等地，于1949年4月22日在安庆渡过长江。到达江西广丰后，我们属赣东北区党委领导。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地委在上饶、广丰等地办了干部学校，其中也包括了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了学习。通过学习，使其充分认识进军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意义。西进途中，上级还发了一本资料给我们，介绍贵州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遵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以大迁回、大包围消灭西南之敌的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命令我们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接管贵州。

9月初，我们从江西上饶出发，经南昌、长沙到达湘潭。1949年10月1日，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一片欢欣鼓舞。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毛主席表决心，加速进军，早日解放西南。

衡（阳）、宝（庆）战役以后，除老年和女同志少部分人留守外，我们随杨勇、苏振华同志领导的五兵团从湘潭出发，沿湘黔公路挺进，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达湖南邵阳时，上级明确陈璞如同志任遵义地委书记。在芷江，领导委我负责接管正安工作。

西进支队行军途中

一路上大家行军不怕艰苦，争取早日解放贵州人民。女同志行军困难比男同志大，最初有马都让她们骑；后来个个坚持，同男同志一起走路。由于给养跟不上，大家吃牛皮菜，吃友军马料，但毫无怨言。进贵州时，每人还背几斤盐巴。脚打起泡，大家摸索了一个方法，将头发穿针刺进血泡就会消失不痛。还有一条经验，早起走路脚步要轻，整天就能坚持。大家互相勉励，一鼓作气，向贵州进发。

进入湘黔边境，山高路险，气候恶劣，大家仍信心百倍，晓行夜宿，每天行军在80华里以上。我们沿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湄潭到达遵义。梁子庠当时住在遵义虾子区，帮助工作，等候地委指示，接管正安。

接管正安

1949年12月中旬，地委书记陈璞如叫我和几个同志去开会，要我们立即到正安去，要求我们以政治攻势为主，争取和平解放接管政权。地委为接管正安已作了大量工作。另外正安地下党员向 逊、陈体泉及进步青年吕德福等来遵接头反映情况，地委布置他们回县，用各种方法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情，迎接解放。

我们还初步了解正安境内有国民党溃军宋希濂部二二七团和二二八团（即正安人民说的陈、曾二团），两团均由陈鉴明（团长）率领从四川入境。当我们接受任务后，地委还派在贵州起义的二七五师参谋长熊先煜（道真县人），和该师八二三团政治部主任郑代壁（正安县人）等人同我们一起去。我们没有部队，只带熊先煜部下一个排的起义兵，共几十个人上路。

熊先煜在地委的安排下，带着特殊关系协助我们去作陈、曾二团的工作。为了接收工作能顺利进行，我们让熊先煜骑马，我们走路。到了旺草，熊遇着穿便衣的陈鉴明和一位姓廖的副军长（陈、廖准备去遵义找出路），熊把陈的堂兄陈铁（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贵州起义）的信交给他，意思是要陈率部投诚起义。我们经熊介绍见了面，廖要求回武汉，我们便把他介绍到遵义军分区去；陈和我们一起回正安。到了土坪，决定熊、陈先去做工作，我们随后进城。当我们走到牛都坝时，正安来电话说陈鉴明控制不了部队，有的不愿起义，还想方设法阻我进城。那天我们就宿在李友山（进步知识分子，教师）一个亲戚家里。李向我们反映了一些情况，第二天就得知陈鉴明率部分队伍往遵义投诚起义。

由于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加上我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贵阳、遵义，大势所趋，正安国民党政府才同意我们接收。12月14日我们到达正安县城，这次来的同志有秘书杨鲁峰、财务杨居易、以及李丽生、张广文、温发兴、肖忠义、肖忠云、肖忠福、沈金山等人。当时熊先煜按照地委指示，先去正安联络，在做国民党县政府的工作和争取陈、曾二团起义方面，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国民党县长郑一平，是贵州特务头子谷正伦的忠实走狗，他积极布置“人枪共存，人地同归”的反革命应变计划，不久前还到靠桐梓县的正安边界端恭乡去策应指挥，我们对他抱有戒心。但由于我们军事力量暂时不能控制正安，仍叫郑一平出来工作，留任正安县长，他固执推病不来。

我们对正安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由于陈、曾二团溃入正安，总体上虽然起义了，但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拉出人马反叛作乱。如该部一个副营长张干臣就在瑞溪一带危害人民。想回家的陈、曾官兵，以卖枪弹作盘费。据说还有一个排路过土坪被当地乡保围困缴械。这些都间接地以枪武装了土匪，加上郑一平按他上级布置的战时应急计划，以致在我们到达之后，匪特仍在窥我行动、探我虚实。他们一伙剑拔弩张、跃跃欲试，随时都可能向我疯狂反扑。但是不管怎样，所有乡保武装及乌合匪类都离不开钟昌经、钟昌泉与闵涤非两大派系，这就是正安地方势力最大的钟、闵两派。两派势力在各乡镇互相渗透，闵派掌握乡镇长，钟派扶持反动党团；闵派拉拢袍哥兄弟，钟派聚集游勇乡丁，甚至县保警大队也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互相勾结又互相气夺，其目的是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来继续压迫和剥削正安人民。

当时，我军因急于执行入川作战任务，没有来得及以武力慑服他们。我们是遵照上级指示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来接收国民党政权的，于是我们决定做钟、闵两派的工作。只要他们看清时局，不再与人民为敌，我们是欢迎的，还让他们出来维持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我们对各界人士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使他们丢掉梦幻。不要再观潮等待。对开明士绅，如郑和周、韦坤熙、封定邦等，我们努力争取他们积极靠拢我军和政府。封定邦（国民党县长）多次发言拥护共产党；韦坤熙（国民党区长）表示坚决维护我党立场；郑和周（国民党区长）动员他堂弟郑良州（土匪头子）交出了20多支枪。对进步知识分子，如吕德福、李扬汲、李国良、李友山等，我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对社会青年我们公开贴布告招入我军政大学，共招10多人送遵义培训。更重要的是依靠我地下党成员向逊、陈体泉、冯明忠等去做各种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积极工作，广泛接近群众，解释和澄清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诽谤，从而发动群众起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村贫、雇农民，经过发动觉悟起来，他们和街道积极分子都为我们做过许多工作。

我们于12月19日召开了第一次地方人士座谈会，研究成立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指定由郑一平、严怀清（国民党县保警队大队副）、钟昌泉、闵涤非组织成立。于12月22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的人员，除指定的郑、严、钟、闵四人外，还有钟昌经、封定邦等10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交换意见，正式成立了“正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我提出以下几条：

一、持有枪者不得反抗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并不得抢劫人民财产，否则人民可以解除其武装；

二、散兵游勇及窜逃匪徒，必须缴械投诚，愿回家者发给解放证回原籍，伤病员送医院治疗；

三、……。

会议作出决议，以上各条由正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负责办理并布告周知。到会人员共同推举郑一平任该会主任，闵涤非、钟昌泉、周质君（国民党镇长）、严怀清任副主任。委员17人由县府敦聘。

27日，我和郑一平一起去遵义地委汇报，留下杨鲁峰、张广文、沈金山、肖忠云、肖忠福等同志，督促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我在遵义汇报后，郑一平不来正安，地委任命我担任正安县县长，回县工作。刚走到绥阳，遇上惯匪雷三攻城，我们出不去，便和绥阳的同志一起反击雷三。待把雷三打跑后，前前后后耽搁一个多月。我离开正安期间，留在正安的杨鲁峰同志写了40多天来的工作报告，开始想从邮局寄出，被匪发觉，便用银元请人专程送地委。

我到绥阳时，十六军一三六团副政委周的民同志受命兼任正安县委书记，他随团部驻在绥阳。我与他见面后，介绍了正安情况，于1950年2月17日（古历正月初一），周的民同志和我们一道回到正安。一三六团一营营长苏培增带领部队于2月10日比我们早一个星期，从四川方向经正安县杨兴乡进入正安县城。

这次到正安，除我军主力部队外，又充实了一批冀鲁豫南下干部和江西参加革命的干部，组成了接收正安县的新班子。当时有周的民、刘苍岩、刘凤鸣、李丽生、杨鲁峰、汪振业、杨居易、李增玉、段治成、段建文、段建海、席常安、贤瑞山、彭敬然、张广文、周广西、郑汝生、荣文佩、张士林、韩春梅、刘正端、李静安等同志。警卫班有温发兴、肖忠义、肖忠云、肖忠福、沈金山、王保平、潘耀金、徐初贴、刘祥清等同志。

进入正安后，我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狠狠打击股匪；另一方面继续利用治安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工作上先城市后乡村，逐步展开。

记得在江西时，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同志在县以上干部会上总结新区工作时，告诉过我们一条教训：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兵力一时达不到，工作人员又少，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很多。叫我们到贵州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太分散，把人员集中起来组成工作队下去。因此，我们鉴于正安的情况，干部仍然集中在县城，临时派小分队出去活动，没有建立区乡人民政权。

反击战斗

虽然我们在上级指示下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对土匪的狡猾猖獗估计不足，疏忽麻痹。有一次派苏营长带兵去谢坝清剿土匪谢云清（谢是国民党三二八师的一个营长，拖枪回乡作乱），县城兵力抽空，给伺机反扑的土匪以可乘之机。一千多土匪，利用民间习俗正月玩龙灯欢度春节之际，于1950年2月26日（古历正月初十）袭击我们。匪兵们身系腰带，头裹红巾，手持梭标，天刚亮就从县城西门进来。我军挑水士兵看见，以为是春节游艺群众，没有介意。匪兵赶到我机炮连驻地（现公安局），冲到门口把我两名守卫战士杀死后一拥而入。机炮连战士没有手枪步枪，对突入其来的匪兵只得抓起板凳迎击搏斗。县府大门也被土匪火力封锁。刘凤鸣、李增玉、周广西、杨鲁峰等同志几次冲击，都冲不出去。

敌人在县府外一个摊子的锅灶底下用步枪压制我们，大家便决定一起冲。我叫汪振业同志守住县府大楼，守护楼下存放的旧政府移交来的手榴弹，我们10多个同志便一齐冲了出去，从左面向公安局方向援击。开始我用手枪射击，后换成卡宾枪，相持对射，把敌人打跑了。

正面敌人凭借街道拐角进行顽抗。周广西同志用手榴弹当场炸死炸伤敌人数名，其余的敌人回头就跑。我们趁势往东门追击，在曹家门口打死一个土匪，匪众纷纷逃命。我们又趁势追至东门扫把街，见匪特往北面马桑坡溃逃。机炮连的重机枪，敌人想抬走扛不动，便掀翻在地，我们抬起来架在公安局楼上，对准城西撤退的匪兵扫射，打得敌人爬在田坎下、河沟里抬不起头，连滚带爬潜逃。

反击土匪攻城的激战，从早晨7点开始，打到下午2点才结束战斗。我军当天牺牲了5人，第二天因伤势重又牺牲2人。这些烈士为正安人民的翻身解放英勇献身，人民永远悼念他们。

战后才知道攻城的是匪首陈先银、文光修勾结郑银周、简洪猷、杨禄山等组织的所谓“讨共民军游击队”。土匪这次攻城事先得到钟派许可，并勾结了国民党保警大队大队副严怀清和中队长李建昌，他们是在将我军派到原保警大队工作的刘先来、郭芝富二同志杀害后叛变的。严怀清从此叛逃，为匪作乱。后来被我三十一师在追捕中击毙。

这次县城虽保住，人民免遭荼毒，但土匪气焰仍很嚣张，我军主力仍在谢坝未回。为了防止土匪不甘心于失败而卷土重来，当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和溪乡吕德福，要他连夜送信给苏营长带兵回县。吕德福接到通知，步行70多华里，天黑赶到谢坝将情况报告了苏营长。当晚，苏营长带部队急行军130华里赶回县城。次日上午果然发现敌人暗窜到城东5华里的石梁河地方准备攻城，被我守卫在凤山顶上的战士发现后，即用迫击炮轰击而遁逃。

这次部队打谢云清，我公安局侦察股长李丽生同志随苏营长前往。因泻肚子和通讯员潘耀金一起掉了队，在冉家坡遭土匪伏击被俘，敌人准备用刀欲死他们丢下消坑。李丽生同志不屈不挠，视死如归，昂首跳下消坑，英勇就义；潘耀金也随之跳下牺牲。李丽生同志是山东东明县人，1936年入党，随军南下西进，每次战斗均英勇顽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通过这次反击战斗，充分显示了我党我军的强大威力，挫折了敌人的锐气。特别是正安广大人民免遭浩劫，对我们更加信赖。战后第二天，群众自发地放鞭炮，满城欢腾，庆贺胜利，党群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战略撤退

1950年3月，匪风四起，部分国民党的起义军队反叛，勾结伪乡保武装，到处作乱。正安由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高山深壑，有利于土匪麋集顽抗，苟延残喘，所以正安属于暂时不易控制的边沿地区。

中共贵州省委、军区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巩固中心，放弃边远，主动撤离正（安）、道（真）、务（川）等20多个边沿县，以便集中兵力对土匪实行重点清剿。

我们于1950年4月2日接地委命令，立即部署撤离正安。地方和部队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分析了正安的情况：土匪势力仍掌握于钟、闵两派手中，钟派危害更大。钟昌泉是国民党三青团主任干事长，极端反动；钟昌经生性暴烈，平素要插两支手枪，趾高气扬，是一个凶神恶煞欺压老百姓的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钟氏弟兄曾杀害过我们的同志。不但欠有血债，而且还发现他们与土匪有密谋。这两个人非抓起来不可，搞掉钟派。同时为了全县人民不遭或少受土匪的欺凌和践踏，我们走后，叫闵涤非出来维护治安，以观后效。这就是我们当时“稳定闵派打击钟派”的策略思想。在未逮捕钟氏兄弟之前，我们召开了治安维持委员会会议，重新推举闵涤非为主任，封定邦、陈世宇（简师校长）、钟昌绪（督导处主任）、周质君为副主任，授予他们全权负责地方治安。并订约法三章，主要是：维护好社会秩序，保护公家物资、粮食不受损失；凡是治安委员会成员，不准为匪反抗人民政府，并负责平息匪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对留下的同志及其家属要加以保护，随时报告匪情……。

4月3日，我们召开了各界人士会议，当众逮捕钟昌经、钟昌泉，并宣布他们的罪恶。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奉上级命令暂时撤离正安。我们走后，望大家共同做好治安工作。我们还以正安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正安大队的名义张贴了《告别正安人民书》。

第二天，周的民政委在县府门口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表明我们暂时撤离是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需要，一定要回来，切记不能听信谣言。希望广大人民不要为匪做事，不当匪，作一个好老百姓，等待解放军回来，求得自己翻身。同时，严正警告匪特及一切反动分子，应趁此机会立功赎罪。我们走后，要保护革命者家属，不再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要积极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送情报，这样可以求得从宽处理，否则定予严惩。

群众听此消息后，深怕受土匪蹂躏，真不愿我们走。我们告诉群众，不要受土匪恫吓裹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定会打回来，群众仍表现出难舍难分的感情。当天，我们把钟昌经、钟昌泉押送遵义监狱。我们研究确定留下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如向 逊、陈体泉等在当地继续工作，加强联系。

4月5日撤走时，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知训班、警卫班、部分愿意参加革命的旧职员、旧保警队士兵（约一班人）等先撤离。为了不让敌人得到一枪一弹，我们还将带不走的手榴弹埋藏在地下，将枪发给撤走的人，除少数女同志外，一人一枪。至于知训班，我们尽量动员他们随我们撤走。原招收了知识青年120多人，撤走的只有30多人。他们有的受家庭影响很大，家属顾虑较多，怕时局未定，走了遭土匪打击残害。出发后，个别家属甚至追到旺草将自己的子女要回家，我们发给盘费（盐巴），允许回家。

4月6日，一三六团在正安的部队断后撤离。

我们走了3天到土坪，第5天到绥阳。路上虽没有与土匪遭遇，但谣言很多，如说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国民党马上要反攻等，企图动摇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到达绥阳的第二天，我们便将知训班全体青年送遵义地委干校学习，由县委组织部长刘苍岩带领，训练一个月后派往绥阳县工作。正安县政府就设在旺草，一面工作，一面等待上级命令再回正安。

在旺草期间，地委安排我参加绥阳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分管三区（旺草）工作。刘凤鸣同志兼旺草乡指导员。我们一方面积极了解正安土匪活动情况，以李增玉、贤瑞山、段建文、段建海带领贾昌辉、周志群等2、30个同志组成几个小分队侦察正安匪情，有时穿便衣深入到公馆桥（绥阳边界与正安毗邻）及土坪活动；一方面在旺草乡派10多人分3个组到3个村建立村政权，成立农会，同时积极催收公粮。

由于匪乱的影响，工作生活都很艰苦。7月初，形势发展很好，我们随军队又进驻土坪，才正式在正安地盘上开展工作。除一三六团两个连去打击大股土匪外，我们组织两个侦察小队，一支在林溪、乐俭活动，一支在和平、牛都坝活动。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队直插到正安城南10华里的毛家塘关门杠，抓住为匪收税的税收员；在乐俭连续袭击土匪，先后抓获匪兵100多人，编在运输队运粮。

这期间，根据我们侦察和群众提供的情报，得知匪首谢云清正纠集土匪准备攻打我驻土坪的县政府。我们立即布防，加强戒备，并派出队伍出击。警卫连出击到米粮街上，看到土匪从马安、十二茅坡猛扑过来，我军隔河反击，打死郑茂林匪部队长郑先培，土匪1000多人退回到河麻溪一带，我警卫连才返回土坪。七连战士闻讯从流渡林观场赶到河麻溪，敌人又逃跑了。因天黑，我七连就宿在河麻溪街上，敌人又集结返回包围，我们马上令警卫连战士出援。七连战士在环山夹围的情况下，于第二天天亮突围，打了两三个钟头，与接应的警卫连会合，土匪被迫退回正安。敌人攻打土坪的阴谋破产了。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人，失踪1人，打死打伤土匪10多人。

我们在旺草和土坪期间，地下党和进步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为我们提供匪情，他们暗贴标语、布告，使人民得知我们快回正安了，从而稳定了人心。一些思想比较反动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比较开明的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可是，土匪盘踞正安，不但对广大人民增设卡哨，严加管制，收取捐杂税，搜刮钱财，而且对我地下党员以及曾跟随我们工作过的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地加以迫害。地下党支部书记向逊被匪威吓无法立足；知训班贾昌辉同志的家属遭打，亲人被拉走，还被抢走一挑桐油；和我们委派的乡长经常取得联系的吕德福被匪首谢云清杀害。不管敌人多么残暴，他们都没有动摇。

正因为有了这些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掌握了大量匪情。最大的“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第三分区司令”黄明琦（即黄守瑛，道真县人）插手正安。后来闵涤非也当了他的“副司令兼正安县长”。另一个“副司令”陈继虞兼“黔北纵队司令”。该分区下属“十四纵队司令”谢云清、“游击剿匪司令”李炳煊等部共3000多人。

这些匪首，为了扩大队伍，借以顽抗，竭力诱惑、强迫、裹胁贫苦老百姓为匪。还公开告示招募规定：团级，人枪600以上；营级，人枪200以上；连级，人枪60以上。他们有的甚至歃血为盟，结成死党。

在我军的袭击下，一些被打击追歼的外县股匪溃退缩聚在边远的正、道、务交界地区。如凤冈匪首史肇周、绥阳匪首雷三等都称正安是“小台湾”，作为他们的避风港和反共基地，妄图顽抗到底。

全歼土匪

1950年8月，由于采取集中主力对中心县和交通干线的土匪反复清剿，净化腹地，中心县份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上级决定对边远县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抽调我一三六团与川东军区三十一师配合进行黔东北大合围，力争秋收前收复正安等边远县。我们在土坪及时掌握正安土匪的动向，并积极征粮作好物质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土坪附近的几个保（村）发动群众，征集粮食一万多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十六军一三六团副政委周的民率领部队已到土坪，三十一师派尖兵到土坪和我们交换情况，研究合围部署；军队，地方统一行动，三十一师从北向南，9月26日进入七区、八区、九区、二区、六区；27日进入县城和一区。一三六团一营负责东南面的三、四、五区。县党政机关于9月27日中午12时到达县城。

1950年9月27日，我军解放了被土匪占领的正安县城，图为正安县政府。这次收复正安，准备充分，部署周密，重兵围剿，真是兵贵神速，气势磅礴，席卷全县。一两天内，全县各个角落都有我们的部队，每个保（村）起码是一个班的兵力。一进村就接管政权，任命部队的同志当村长，取消了保甲长。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实行军事围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很快深入人心。同时，县区都成立了有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共同搞好剿匪工作。

大军压境，形势急剧变化，土匪恶霸晕头转向；群众则兴高采烈，给我们送情报、带路。发现股匪，就及时包围，实行政治瓦解，迫使其纷纷缴械投诚，悔过自新。对地主武装则实行缴枪登记。一个多月内，全县共击毙土匪25人，俘虏1483人，打伤39人，登记自新的10836人；缴获六○炮1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5挺，冲锋枪28支，卡宾枪6支，步枪2449支，手枪313支，土枪126支，土炮13门，子弹32930发，各种刀矛1352把，军号5支，电话机9部，骡马66匹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经部队党委和县委研究，公开审判枪决了恶贯满盈、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伪乡镇长和匪首陈兆营、王作朋、张光伟、简世芬、余作臣等30多人，群众拍手称快。

为迅速全面开展工作，地方干部很缺，当时只有50多人，因此经地委批准，调来军大毕业学生30多人，部队转业一部分，又从中心县调来一部分领导骨干，干部总数将近200人，县级党政机关和各区机关相继建立。这时，我任县委副书记，陈 彬任县长，刘英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刘凤鸣任县农协主席。全县划九个区，有的设区委会，没有3个党员骨干的区成立工委会。

一区（凤仪）工委书记段治成，区长刘有生；二区（安场）区委书记吴运文，区长魏玉祥；三区（土坪）区委书记李增玉兼区长，农会主席席常安，副区长周广西；四区（流渡）工委书记葛建功，副区长程宗宏；五区（谢坝）工委书记刘干密；六区（格林）工委书记贤瑞山；七区（新洲）区委书记刘发法，区长黄金合；八区（庙塘）区长王兆临；九区（黎垭）工委书记段建海，副区长吴清满。

由于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仅一个多月，股匪已基本歼灭，初步发动了群众，各阶层积极向政府靠拢。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物色和培养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县区分别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各村建立了村政权、农协会，推选了农协主席、村长、副村长、财粮委员、武装委员、文教委员、妇女委员等，并成立了儿童团。那时全县各地欢庆解放，歌声亮，到处欢跳秧歌舞，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呈现一派从未有过的欢乐景象。

正安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剿匪任务已基本完成。奉上级命令，川东三十一师于1950年11月初转移到铜仁地区解放新区。鉴于我们地方干部少，三十一师留下10多位同志任乡长、副乡长职务，如程绍林、刘朝志等。我们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对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村，建立民兵武装，发给枪枝子弹，并实行“枪换肩”，以巩固人民政权。一三六团一营的部队，由周的民副政委率领继续留在正安作人民的后盾，直到1951年2月离开正安，奉命出国，抗美援朝。

民主改革

军队走后，地方党和政府的任务更加繁重了。我们依靠群众，巩固政权，继续进行新的战斗。恶霸地主、匪首特务、残存的国民党渣滓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仍坚持反动立场，伺机报复，妄图卷土重来。他们大肆造谣，说蒋介石要打回来，共产党的江山不长久。有的谩骂积极分子，杀害村干部。安场镇五村地主冯道维杀害我农协小组长冯志成。有的用各种办法腐蚀拉拢我基层干部，寻找其代理人，破坏我基层政权。因此，斗争仍是尖锐激烈的。各级党政组织坚定胜利的信心，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整顿农会和村政权组织，发展农协会员，及时打击杀害我干部和造谣惑众的坏分子，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到1951年已发展农协会员14，257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53点6。

在此基础上，全县由点到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清退帮工帮粮等五大任务。清出土匪515人，长短枪32支，土炮22门，子弹6167发，手榴弹1112枚。新洲乡群众对隐藏在山洞里的匪首石应昌，包围21天，将其活捉。在反霸斗争中，群情激奋，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斗争钟昌泉时就有120名受害群众诉苦。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匪首、特务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审枪决。经过“五大任务”，狠狠打击了整个封建反动势力，群众获得斗争果实折谷1900多万斤。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捐款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同时根据上级部署，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干部，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开展“五大任务”，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的基础上，全县22个乡（镇）、235个村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从1951年12月起到1952年10月底结束。从此，改变了生产关系，农民分得了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发展了生产，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他们更加感谢党和政府。

三年时间能够顺利完成民主改革的艰巨任务，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
众坚决支持以外，我们各级干部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的干部来自各方面。有南下的、西进的、部队转业的、军大来的、第一、二期知训班来培训的、桐梓干校来的、从本地农民积极分子中选拔的，加上遵义县调来的土改队，到土改结束，全县共有干部652人。经过土改斗争，我们在干部和重点村农民中，经过培养发展了新党员120多名。此时党员干部共有181名，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成了以后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正安人民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曲折坎坷的道路，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党员、干部英勇战斗、忘我工作的结果，也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各界民主人士的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我们应该深切悼念为解放正安而牺牲的同志们，让他们的光辉业绩永放光芒。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深入群众、执行政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3年9月20日

（中共正安县委党史办整理）

梁子庠同志简历梁子庠 （1919—1985）

曾化名梁德胜、李明，绰号“梁二瓦刀”，山东省东明县张寨乡六合村人。1938年入党，历任东明（东垣）县敌工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副县长、县长等职；1949年3月随军南下赣东北，1949年9月随军西进转战贵州，历任遵义地区正安县人民政府县长、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党委书记、贵州省建筑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1985年12月23日病逝。梁子庠年轻时心灵手巧，酷爱建筑，庄稼活样样精通，地方戏能弹会唱，画高画、扎纸灯为人称道，因曾涉足武林，舞枪弄棒也有几招。最拿手的是木工、瓦工，这便是“梁二瓦刀”称呼的由来。

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在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在日伪顽杂的白色恐怖下，以卖煤油为掩护与敌人巧妙周旋，每每均能逢凶化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一次只身闯入虎穴，生擒汉奸、伪军特工队长任玉彬。敌警察所长气急败坏，扬言三天内拿住梁子庠，可当夜三更，梁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一伪军军官给士兵训话说：“梁二瓦刀被活捉了，三天内将就地正法……”讲话未了，一声枪响，敌军官帽子不翼而飞，吓得敌官兵目瞪口呆。当敌人意识到梁子庠就在面前时，他早已不知去向。

1942年灾荒，全家人饥饿交加，当时他掌握着党的活动经费，但为私从没动用过分毫。

1948年11月，他率领东明一万多名民工，冒风雪、踏泥泞支援淮海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共出动大小车6000辆，运小米90万斤。

1949年初，他踏上了南下征途，为解放大西南，建设贵州做出了贡献。他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民族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GAOJIAN 根据《遵义解放》文章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1.

来源：雲見長鋒公众号，作者：雲見長鋒，在贵州的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