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安: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60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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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60年回眸

“小说之乡”落户正安

2008年11月,国家文化部公布命名了963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地处黔北大娄山东麓的正安县以其小说创作的持续繁荣、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小说作品的频繁获奖,而榜上有名。
此次命名,整个遵义市仅有正安和绥阳的洋川镇两个单位获此殊荣。

据了解,此次命名是国家文化部在将1987年以来分别命名的“中国特色艺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整合统称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前提下,按照严格的程序重新申报,各省文化厅初审,国家文化部组织专家团严格复审筛选,呈报国务院终审同意后,再由国家文化部首次以国家部门规章的形式公布命名。在命名的963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以小说这一艺术门类获此桂冠的,正安县是唯一的一家单位。

正安: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60年回眸

正安县能荣获这顶当属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桂冠”,的确殊属不易。这顶“桂冠”,是对正安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瞩目成就的最高形式的肯定,是对正安几代作家植根乡土、潜心耕耘的矢志追求的最高的慰勉。回首往事,我们不敢说获此殊荣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可以说这也绝非是一种偶然。

正安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得以持续发展而趋向繁荣,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十分宏大、十分厚重的文化背景。

早在距今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的新州镇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位名叫尹珍的有志青年,他深感家乡的荒僻落后,从小就立下改变这种状况的远大志向。于是在他二十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辞别年迈的父母双亲和娇弱的妻室儿女,历尽跋山涉水之苦,只身远赴千里之外的京师洛阳,拜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许慎为师学习了长达八年之久的经学和文字学,回乡后“手建草堂三楹”命名为“务本堂”,收徒传道授教,传播中原文化,开创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先河,对整个西南地区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正安作为尹珍的故里,受先贤影响的程度自然更深,千百年来这里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人们崇尚文明,热衷艺术,文人学士辈出不穷,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之乡。

正安: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60年回眸

尹珍是史载先秦至盛唐贵州的第一位书法家,因为他的影响,正安的书法艺术起始最早,绵延最长,从明清至民国时期,在贵州享有盛名的就有曾子香、王永锡、李勋臣、陈钧实等人。稍后则是绘画、诗词、歌赋等艺术门类,至解放前后出现了以杨墨泉、徐以清、白瑞之、郭超群、杨本孝、杨一树、江定元、韩世庥、陈昌霖、王化彬等人为代表的省内知名艺术家。这些艺术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积淀,为正安小说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十分厚重的基础。

小说艺术的综合性较之于其他艺术门类更强,所以小说创作的萌芽和发展及至繁盛,可以说完全是其他多种艺术长期发展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正安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也恰好体现了这一艺术规律。

五六十年代:艰难而漫长的孕育

从建国至六十年代末,是正安小说开始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多为在外的正安籍作家,本土作者的创作还处于孕育之中。

文志强则是正安小说创作当之无愧的破荒者、奠基人。

文志强(1930—2001),又名文蒙,正安凤仪人。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联工作,任《新黔文艺》编辑。1953年开始,历任《山花》编辑部小说编辑、小说散文组组长、副主编、主编。1994年退休后又受聘为省政协文史刊物《文史天地》主编。他在四十多年繁忙的编辑工作中,还忙里挤闲创作了快板剧、散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的作品还获得省级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做出了表率。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位苗族老人》写于1956年,是正安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小说,首开了正安小说创作的先河。他的这篇小说,自然地就成为了正安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拉开了正安小说创作发展兴盛的大幕。之后直至六十年代,先后又创作了《生活的第一课》、《苗寨纪事(三则)》、《川黔道上》、《血泪仇》、《卡寨的怒吼》、《炉火红心》等大量作品,为他最后的编著等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志强对于正安小说创作的贡献,除了创作发表了正安小说的滥觞之作外,更其重要的是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的作用。几十年间,无论是先后冲出贵州、走向全国,并夺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石定、赵剑平、王华,还是在省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的王美泉、初义信、刘礼贵、陈智武、陈义忠、刘组建,以及今天异常活跃在省市文坛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尤其是在创作思路或是表达方式遇上难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往往经他稍加点拨,就让人茅塞顿开,很快就走出了“死胡同”。但他对家乡作者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在审编稿件时绝不因为是老乡就降低标准,不过对不能采用的总会写一封回信,详细地表明看法,提出修改的建议。书信总是用红格竖笺毛笔书写,精致得就是一件艺术品。直到今天,人们仍将其视为珍品刻意珍藏。他还多次回到家乡组织文学讲座,引导了众多的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使正安的文学队伍不断壮大,从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了老中青紧密衔接的梯队阵容。

文志强是正安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文学编辑荣誉证书”,1994年因对“文学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享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其专著《我的编辑生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正安小说创作萌芽阶段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正安土坪人赵进争。他出生于1932年,从小聪颖好学,在当地有“神童”之誉。1950年被新政府作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参加革命工作,1957年奉命筹办《遵义报》,从此便与文艺工作结下不解之缘,直至1994年在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任上退休。

在1957年从事文艺工作之前,他的业余创作主要在诗词方面,之后开始向小说方面发展,不到三年时间就在全国省以上刊物发表两个中篇小说:《特殊婚姻》、《三个岳母》;四个短篇小说:《难忘的爱情》、《旅店夜话》、《陌生人》、《一杯苦酒》,从而成为在五十年代发表作品最多,而且是第一个发表中篇小说的正安籍作家。之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难忘的爱情》、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情》,另有散文、诗词、书法集5部,是正安籍多产作家之一。

1986年,赵进争出任遵义地区文联党组书记,创办《遵义文艺界》并担任主编。此后无论是在文联工作期间,还是在退休之后,他对正安的作者都分外关爱,无论是邮寄稿件还是登门请教,他都会特别认真地阅读,然后给予细致的点评,而且多是鼓励性的话;需要修改的,则一起商量修改方案。就是他的这种和蔼慈祥、认真细致的长者风范,凝聚和扶持了大批青年作者,为正安小说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再一次兴盛,在队伍的聚集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文志强、赵进争两位先行者的成就和影响,对当时正安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较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正安本土作者陆续开始发表小小说,走在最先的有廖川溶和青树华。

从1956年开始在正安报社工作的廖川溶,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创作,先后于1959年和1965年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小小说《放蚕人的故事》、《养蚕人》,其中《放蚕人的故事》被收入小说集《新高潮中出新人》。廖川溶因此成为正安本土发表小说作品的第一人。

青树华于1957年任县委宣传部干事,1958年12月参加省文艺编辑训练班,在文志强的指导下开始习作,一年后陆续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送儿》、《山上山下》、《乡长》、《进山之前》等小小说,其中前两篇入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挡不住的洪流》,是正安本土作家在早期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位。

1957年,还在正安一中读初二的石邦定(即石定)、陈代寿、罗祥庆、王美泉等13人,因有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就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并给文学社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群鹰会”,还口头议定了一些“章程”。但凡课余闲空,同学们就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还互相传看习作,虽然往往争吵得面红耳赤,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可是想不到的是,他们活动的事被其他同学向老师告发了。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自然引起校方的重视,说他们搞小帮会,准备开除他们。后来经过家长们的一再求情,事情才不了了之,不过文学社也散了架,刚作了不久的作家梦就这样被无情地掐断了。

但是,既然神圣的文学已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火种,它就难以熄灭。学校毕业后,“群鹰会”的同学们分开了,虽然各自有了自已的事情,但少了学校的限制,不仅自已可以自由地写自已想写的东西,还可以偶尔聚在一起互相探讨一些问题,各自都有新的收获。但“文革”中期,石邦定一家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遣送到离县城很远的深山,这种聚会就完全停止了,加上当时多数刊物都已停刊,之前大家的习作无处投寄,所以直至六十年代末,除了廖川溶和青树华二位先后发表的几篇小小说外,正安本土作者尚无新的的小说发表。不过,在这一时期,正安小说创作的基本队伍已经初步形成,艰难的“十月怀胎”即将结束,新的生命即将脱颖而出。

七十年代:初露锋芒的第一方阵

七十年代,是正安小说创作开始起步,作家作品趋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基本上仍然以民间自发的形式为主,组织比较松散,作者们的聚会没有固定的时间,聚会的人员规模也不大,常常是三俩人随机聚会交流,也没有关于创作任务之类的章法规定,创作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由状态,只具备了“文学沙龙”的雏形。但恰恰就是这种没有约束的自由交流,逐步凝聚了一大批作者,创作实践也不断深入,终于催生出正安第一批小说作家和作品,初步展示了正安小说创作的潜力和后劲。

积极参与这期间文学活动的主要有石邦定、刘大林、刘礼贵、初义信、陈智武、王美泉、陈义忠、赵剑平、向邦文、骆礼刚、刘家棋、骆诗义、邱仲书、简祖涛、李易生等人,其中石定、刘大林、刘礼贵等三人为核心,王美泉、赵剑平因在乡下工作,参入这个群体的时间相对稍晚。在以上作者中,多数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有的在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刘大林自1956年在《贵州日报》发表诗歌处女作《娄山二首》后,至六十年代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近百首,其中组诗《柞山蚕歌》、《蚕家素描》较有影响;刘礼贵早年主攻诗歌,后写散文,并从195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是当时本土作家中的多产作家之一。而先后一直从事小说创作的,仅有石邦定、初义信、赵剑平、王美泉、陈义忠、简祖涛、青林森等人,构成了正安小说作家的第一个方阵,并陆续开始发表作品。

1974年,石定的短篇小说《清溪河上》在刚刚复刊的《山花》上发表,这既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也是正安本土作家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标志着正安的小说创作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已开始进入收获的黄金季节。

说起石邦定这篇小说的发表,还经历了一阵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波折。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左”的思潮仍在泛滥,按规定文学作品在发表前编辑部必须征求地方领导的意见,而县里主管这块工作的人回复说不行,因为作者的父亲当过“伪县长”。当时负责筹备《山花》复刊工作的伍略征求石邦定的意见,石邦定就问将“邦”字去掉行不行,伍略说行。于是,作品发表时的署名就成了“石定”,之后就一直成了他的笔名。

《清溪河上》的发表,对正安的作者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创作的时间就更多了,人员也不断增加,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制度,规定每个成员每月交一篇作品,以供互相传阅讨论,各自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再提交讨论,但经过如此多次反复,不少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只好报废。正值这个关键时候,文志强的正确指导,及时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

文志强与家乡作者的密切接触,缘于石定的《清溪河上》。当时他还属于“审查对象”,伍略请他为一篇小说书写标题,并说作者还是他的老乡。他听了十分高兴,读了石定的稿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就有了当年冬天他回乡与石定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了他与家乡作者长达几十年的文学情缘。

从那之后,文志强几乎每年都要回正安数次,和家乡作者探讨文学创作问题,逐渐发现他们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那种办法不仅收效不大,而且副作用不小。因为作为初学者,彼此都是半斤八两,谁比谁也高不到哪里去,加之各自站的角度不同,肯定意见各异,往往搞得作者无所适从。他把这种作法形象地比喻为“小病治成大病,大病而至膏肓,最终被治死”。于是,他建议停止这样的讨论,改为个别征求意见。作品的修改由作者自主,不必完全听从大家的意见。他要求大家每人分别订一份全国性刊物,轮流传阅,定期讨论所载作品好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借鉴。同时潜下心来读一些名著,也进行针对性的讨论。

在文志强的悉心指导下,正安作者的创作交流活动不断改进,效果明显提升,从此正安的小说作品发表的数量逐年递增,其中以石定、赵剑平、初义信为最多,王美泉、简祖涛、陈义忠、青林森等也有作品陆续见诸报刊。在此阶段的作家中,除了作为领军人物的石定之外,赵剑平是在中后期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作家。

赵剑平毕业于遵义师范大专班,最先在格林区中学任教。还在师范就读时,他就开始了业余创作,但尚未发表过作品。参加工作后,因在乡下所以和其他作者交往很少,创作基本上是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进行。他听人说起文志强的情况,很崇拜他,便在1979年春寄了几篇习作向他请教。文志强看了之后,觉得其中一篇不错,便提了意见叫他修改,最后这篇题名为《敲锣的人》的短篇小说在《山花》发表,成为第二位在省级刊物发表小说的本土作家。大概是这篇处女作的发表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的创作进入了十分亢奋的状态,仅在这一年中他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六个短篇,成为大家公认的势头最为强劲的青年作家。

正安的小说创作在七十年代之所以出现良好的开端,展示出明显优于其他县份的强劲势头,除了作者们自身的勤奋努力之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一是时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的李道德自身就是文学爱好者,在他的特别重视和支持下,县里安排专项经费,创办了在当时少有的县级文学刊物《蜜乡》,为县内作者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园地,搭建了练习和起跳的平台。二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各种禁锢相继打开,文学的春天开始复苏,各类活动可以自由开展,创作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为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八十年代:第一座里程碑

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正安的小说创作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进入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正安小说作品数量猛增,质量大幅度提升,精品力作频繁获奖,在全国文坛中抢占了重要的席位,从而竖起了正安小说创作发展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

石定、赵剑平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家。

八十年代初期,石定的作品主要反映市井人生,如《人世的烟尘》、《凌冻》、《归去》、《小灾星》、《弯弯的水牛角》、《苍苍竹林寺》等等,其中《人世的烟尘》获省文学创作奖。这些作品以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生活位置和心理状态的调整。随后的作品则以反映新时期农民心态而著称,一方面他烘托出黔北农村静谧纯朴的生存环境,展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氛围,为笔下的纯真青年、憨厚农民的性格打下底色,另一方面再现时代的风貌精神,抒写时代精灵在僻远山村引起的心灵震顫,令人信服地描摹农民思想、道德观念的变迁。这类作品主要有《重阳》、《青山遮不住》、《牧歌》、《天凉好个秋》、《公路从门前过》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公路从门前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石定因此而成为继何士光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贵州作家。

以标志着创作进入更深层次的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为界,石定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的前期作品体现出滢澈雅致、细腻平和、自然流畅的柔美风格,后期则多用白描手法,注重情节结构,有简洁洗练、言简意赅的特点,于柔美之中透出阳刚风骨,而贯穿两个阶段的灵魂,则是溢满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因为这种风格,使他和何士光、李宽定一起奠定了新时期黔北小说的柔美格局,黔北小说因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流派,引起了全国文坛的特别关注。

八十年代是石定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创作成就十分瞩目。继《人世的烟尘》、《公路从门前过》获奖之后,短篇小说《水妖》和小说集《公路从门前过》、《天凉好个秋》又分别获得全国民族文学奖,其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日、意、泰、印等国文字传到海外,是正安以小说作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因为石定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八十年代初被县委提任为县文化局副局长,1984年调遵义地区文联历任副主席、主席,之后历任遵义地区行署副专员、遵义市副市长、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使得他无暇小说创作,但他仍然特别关注和重视文艺工作,为遵义市特别是正安的小说创作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赵剑平是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因此他对于文学思考的层次更深,眼光更为远大。他对于他已经发表的作品并不满足,于是自1979年发表了七篇小说之后,他听从文志强的意见,暂时停止了创作,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攻读中外名著,以进一步提高思想和艺术修养,力图在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上产生大的飞跃。功夫不负苦心人,1984年4月,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红月亮,白月亮》在《红岩》上发表,这也是正安本土作家在省级以上大型期刊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这之后仅一年多时间,他就接连推出《峡谷人家》、《青色的石板街》、《远树孤烟》等六个中篇小说,分别在《收获》、《小说家》、《小说界》、《清明》等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展示了他作为一位青年作家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功底,被誉为贵州文坛冲向全国的一匹“黑骏马”。这六个中篇小说当即被贵州人民出版社看中,结集《远树孤烟》,作为“出头鸟”丛书第一人第一本推出。他因此成为我县出版小说专著的第一位作家。同年,他参加全国“青创会”并代表西南地区青年作家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其发言《从平静走向辉煌》被新华社摘录全国通电。

赵剑平的小说在早期也属于秀雅婉约的阴柔风格,后来他觉得那种调子已不适宜于表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更不能挥洒自如地展现峻拔的生活画面和奔涌的强烈感情,因而着重选用沉凝厚重的色彩,以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刚烈倔强的人物性格,雄奇豪放的环境描写,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彰显出强猛的阳刚之气,从而在黔北作家中独树一帜,因此改变了评论界“黔北小说一味阴柔”的定论。

赵剑平是迄今为止正安作家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继小说集《远树孤烟》后,他先后还出版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华夏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作家出版社),《女县长》(大众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困豹》(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散文集《挂在悬崖上的街》(中国文联出版社)、《赵剑平散文选》(大众文艺出版社)等。其中《獭祭》获贵州山花文学奖,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第四届全国民族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奖、第五届国家民委“骏马奖”,《杀跑羊》获首届贵州省人民政府奖银奖(金奖空缺)。

1987年8月,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赵剑平当选主席。自此,正安文艺工作正式步入党政领导的正轨,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良好态势。此后几年中,在省市级刊物发表小说的有初义信、王美泉、陈义忠、陈智武、罗遵义、青林森、秦岭、宋晓路、李勇、简祖涛、陈南水、吕荣武、刘兴旺、王龙、刘祖建、简祖奎、张仁琼、熬正艳等人,初步形成了正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梯队。

罗遵义是八十年代后期发表作品较多的一位。他的创作开始于八十年代初,但笔耕几年一直未能发表作品,于是他听从文志强、石定、刘大林等老师多学习文学理论的教导,于1985年参加了浙江《三月》举办的微型小说函授班的学习,当年就在《三月》发表了《酒》、《选才》、《坡上,那两座新坟》三篇小小说,被评为优秀学员。1987年开始,他先后在《遵义文学》、《遵义文艺界》、《文娱世界》等省市级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近十篇,并于1989年根据他人提供的素材,主笔完成了章回体长篇小说《江湖浪迹》的创作,该书于1991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而成为正安本土作家中发表长篇小说的第一人。罗遵义的小说善于将故事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历史的回顾中渗入对社会道德的思考,揭示复杂多变的人生与命运,情节曲折精彩,语言朴实细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罗遵义小说选》。

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中的坚持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国民经济迅猛增长。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的轰动效应逐步减弱,加上电视、网络的逐渐普及,文学创作逐渐趋于边沿化,各级文学期刊发行量锐减,作家队伍急速萎缩,整个文坛景象空前冷寂。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场严峻的挑战。

在当时严峻的大背景下,以王美泉为代表的正安作家们并没有消沉,而是冷静地、执着地固守文学的伊甸园,以县为单位的小说创作,仍在全省保持了前锋态势。这种少有的状况,后来被南京市文联和《青春》的领导及作家们誉为“新时期形势下的正安文学现象”。

较之于石定和赵剑平,王美泉应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虽然他的文学之梦萌发于五十年代的初中阶段,但因家庭和生计所累,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创作上的探索。通过几年的积蓄,他便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1990年,他的系列小说《乡村纪事》、《营盘寨人物》接连在《民族文学》推出,初步展示了他深厚的潜力和功底。他主攻农村题材,擅长讲“大山里的小故事”。表现手法上采取铺陈其事,直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然而并不将故事的意蕴抖落出来,总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由此以微不足道的“小故事”映现内涵丰富的“大山”,于琐碎的生活中体现山民的生存状态。他先后出版的小说集《野店》、《王美泉小说选》,收入了他在此期间的主要作品,是他在文学冷寂阶段固守和坚持的结晶。

初义信(笔名“老初”)的创作起步于七十年代,成熟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入盛产期。他的小说集《那一片绿叶》着重表现建国之初至“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描写在艰难的岁月中人们的真挚情感,情节单纯,笔调清新。

陈义忠的创作经历与初义信几乎一样,九十年代也是他收获的季节。他先后出版的小说集《小镇风流》、《隐情》,充满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其间有秀丽的山川,柔美的少女,温馨的农家小屋,静谧的市井人家。在这里,时代的大潮冲溅起朵朵浪花,激荡起层层浊流,碰撞出人性善与恶的闪光,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其中《碎玉》、《小镇风流》、《赌品》、《天意》,都是耐人品味的篇章。

同一时期,成名诗人陈智武转写小说,先后在省级刊物发表《黑老秋》、《兰三》、《豆腐干公司的兴衰》、《冯九爷轶事》等短篇小说;袁航、张亚林、宋小松、熬正艳作为正安最年轻的梯队代表,也开始在《山花》、《花溪》发表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0年12月赵剑平调地区文联后,县文联负责人更换频繁,在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影响。1995年调任正安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的李显国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1996年将王美泉调任县文联副主席,主要负责《正安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后主持文联工作。在王美泉任职期间,他通过《正安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期刊《芙蓉江》两大园地,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并发起组建了以小说骨干作者为主体的“珍州文学沙龙”,为正安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再一次崛起,作了队伍上的充分准备。

1997年,县委决定在全省率先实施“千乡万村书库”建设工程,全县建立乡镇、管理区、村级图书室共计630个,荣获全国“万村书库工程”先进单位,全省现场会在正安隆重召开。1999年8月,第七届黔北作家笔会在正安举行,《山花》主编文志强,编辑黄祖康,《花溪》副主编李放眉,编辑、诗人叶笛,作家石永言、伍本芸,评论家王刚等出席指导,正安骨干作者参加了笔会。以上两件大事营造了浓烈的文化氛围,为正安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世纪:贵州文学的重镇

伴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正安的小说创作以集团军的阵容,向既定的目标发起了全面的冲刺,谱写了全新的辉煌篇章。

2001年2月,罗遵义调任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11月,李易超调任文联副主席;2005年2月,罗遵义调任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随后李易超任主席,王龙任副主席。
在县文联历任领导奠定的工作基础上,新的领导班子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作风,大胆探索新时期文联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规律,逐步形成了基层文联工作的“正安模式”,连续几年荣获全市文联工作一等奖、小说创作活动奖,2004年被省作协授予“文学创作组织奖”,2005年被省文联授予“全省文联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在此期间,县委、政府对文艺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创作的政策措施,为正安小说创作的新一轮崛起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个良好的机遇,县文联重点抓了几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创办了《正安文艺报》、《芙蓉江文艺》,园地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在全县中学建立健全了校园文学社,强化了后续队伍建设;三是加强了与域外文艺界的联系,举办多次高规格的创作联谊活动,每年都要以专版、特辑等形式推出作品,提升了正安小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创办“尹珍阁精神文化活动中心”,在文化产业建设方面大胆探索,缓解了工作经费上的困难;五是全力支持“珍州文学沙龙”等社团的活动,壮大了骨干队伍;六是制定了小说创作和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确立了创建“小说之乡”的奋斗目标;七是制定了总规模为十二卷本的《正安文艺作品丛书》编辑出版计划,现已出版《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选》、《小小说选》和报告文学集《挑战》;八是通过争取,县政府与市作协联合设立了“尹珍杯遵义文学奖”,进一步扩大了正安小说的影响面。

通过以上努力,正安小说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实力明显增强,新人新作接连涌现,十余位作者的作品稳定达到了省级刊物的发表水平,形成了以县为单位的阵容可观的“地方作家群”,无论是遵义市文联编辑出版的《遵义文丛》小说系列卷本,还是《遵义文艺》、《黔北作家》、《山花》、《贵州作家》,正安小说篇目比重均居各县之首,因此正安被省文联誉为“贵州文学的重镇”,被中国作家协会命名为“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创作生活基地”,引起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等国家级核心期刊的高度关注。

在进入新世纪后脱颖而出的女青年作家王华,无疑是“正安作家群”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新星。她的创作始于九十年代后期,2001年7月在《山花》发表处女作《村小》,此后几年间便以格外凌厉的势头,大批量、高密度地推出精品力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家级核心期刊,迄今为止已推出四部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篇小说,三十余个短篇小说,创造了正安作家在短期内作品发表数量、高级别期刊覆盖面的最高历史记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在《当代》发表的中篇小说《天上没有云朵》,分别在《民族文学》、《人民文学》发表后又被《小说选刊》选载的短篇小说《一只名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系列中篇小说《旗》、《在天上种玉米》,以及在《当代》接连推出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实现了贵州作家在权威性大型期刊《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的“零的突破”。先后荣获全国民族文学长篇小说“骏马奖”,2005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在全国2004年以来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读者排行榜上荣居第四名,以及贵州“文学风云榜”进步最快作家奖,省市政府文艺奖,“尹珍杯”遵义文学奖,首届乌江文学奖。

王华是正安青年作家的突出代表,也是当今贵州文坛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当代》的编辑这样推荐王华的作品:“我们向读者推荐贵州省正安县这位底层作者的长篇小说,不只为惊人之才,不只为刻骨之痛,而是为日渐稀少的人间悲悯。”她用夸张、变形等手法,描写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脱胎换骨的蜕变和阵痛,荒诞的表层描写中蕴含着真实的本质。其主题意象、语境营建、表意方式等方面,受到现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在艺术上的创新。

紧跟王华疾进的脚步,正安的作家们奋起直追。在此期间,频频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的有中老年作家王美泉、陈智武、罗遵义,青年作家杨欧、雷霖、王龙、王小龙、雷波、秦丰、郑周雄、骆礼俊、许雨松、李易超、刘兴宇、陈南水、帅巾、冯其沛、雷贤圣、陈立航、王兴宇、王开宇、王力东、陈鸿、王少龙、冉火子、王学、刘斌,以及少年作家杨韬、冯垚等等,其阵容及强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从大的跨度来划界,正安小说创作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建国之初至七十年代末为前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孕育和起步,作品总量还不到40篇,质量上也有较大差距,横向比较尚不具备竞争实力;后一阶段则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是正安小说逐步成熟、趋向繁盛的重要时期,作品数量猛增,作品质量大幅提升,计有长篇小说10余部,中篇小说70余部,短篇小说及小小说近1000篇,出版个人小说集40余部,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11人,省作协会员20余人,市作协会员40余人,其中4人被省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累计获得各级文学奖项30余人次。

纵观正安的小说创作从孕育到繁盛,除了地方党政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省市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以及作家、评论家的精心指导之外,主观因素则是前辈文志强奠定的“传、帮、带”传统,使文艺队伍后继有人、辈出不穷;摒弃“文人相轻”,倡导“文人相亲”,保持了文艺队伍的团结和谐;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使整个队伍充满了生机活力。回顾正安小说创作6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上传统精神的激励之下,正安的小说创作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作者注:撰写本文时,参阅了《正安县志》、《20世纪黔北文学史》、《春蚕颂》等书,一并向作者致谢。)

作者:罗遵义  转自:正安论坛  发布于2009年11月  图片来源:微正安公众号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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