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名老知青的守望
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地处务川、正安、道真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这里也是黔北高原不多见的、宽阔的高山台地。春夏两季,是这里最美的季节,方圆近20平方公里的山野中,鲜花遍地,花香诱人。大山顶上的近4000亩连片茶园,茶垅蜿蜒,起伏于山山岭岭,满眼的翠绿看不到头望不到边。
走进平均年龄已近50岁的这个老知青群体
我们目睹了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窘迫
今年新茶吐绿的阳春三月,记者来到了这远离县城54公里,平均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茶场——正安县上坝茶场。
这是1952年由省公安厅修建的劳改农场,专门用于改造“犯人”的地方,1958年,这个农场转为国营农场。1976年,上海、浙江、山东、河南、贵阳的350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垦荒种茶,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这片荒山建成了美丽的茶园。
30年过去,当我们笫一次走进这里,我们惊讶地发现,30年前从各地来的350名知青中,竟有114名当年的知青仍在这里艰难守望。
走进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的这个老知青群体,我们目睹了他们目前生产和生活遭遇到的困难和窘迫。
在低矮破旧的“干打垒”职工家属房,记者见到了已卧床两年多的老知青郑兴国,严重的高山风湿病,致使他的手足关节严重变形,身体弯曲不能下床。家中四壁空空,除了盖在身上泛黄的棉被和摆在木桌上的几副碗筷外,其余再无像样的家什。
据老知青、茶场场长的欧建学介绍,自2000年以来,由于茶场产量产值上不去,茶场效益每况愈下,职工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大部分职工家庭年人均收入500元以下,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社会养老保险无法按时缴纳,过着“房不堵风,有病难治”的日子。
“茶园茶龄均在25年以上,由于茶场困难,根本无力改造茶园,再加上无力投入购买化肥、农药及生产机具,导致连年亏损,恶性循环......”
“吴廷树、郑传兴、付思贤、罗建忠……”欧建学说,这些人都患有类似的疾病,记者再也不敢去目睹令人心酸的场景。
“没有想过回城或者另外找一条路走?”当天下午,在茶场场部,20多名老知青从茶山赶来参加记者的采访座谈时。面对这些已是半佝偻的老知青,记者想象不出他们留在这里的理由。
“想过。前些年出去过,但受不了那些冷眼和歧视,最后还是回来了,打死了我也不再出去了。”苦笑中带着几分凄凉。
“值得留恋吗?都让你们成了这个样子。”
“值不值得没想过,但是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高山,到哪里也找不到这份感情……”
350名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这里汇聚
机器轰鸣沸腾了沉寂千年的大山荒野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使一群来自上海、山东、广东、河南以及贵阳、遵义和正安县的350名热血青年,告别亲人,告别故乡,先后聚集到这片黔北的高山之巅。
他们中,有退伍军人,有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仅是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时代给他们都统一冠名为“知识青年”。
由省、地调拨来的12台27型、35型、68型,以及180大型履带式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进了这片荒野。几百人的垦荒队伍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挥动铁锹大锄,以每天人均翻挖3分石荒地的速度,任凭双手打起血泡,任凭风吹雨打,硬是在乱石堆中刨出了一片片机耕地。一行行一垅垅完全按标准种植方式,撒上茶种,栽上茶苗。
高山不产水稻,大家吃的是高山特有的火坑包谷,一进口犹如干沙般满口钻,就着清汤寡水的莲花白菜汤,唱着“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吃得餐餐味道香,虽然清苦,却一点没有影响大家的燃烧的激情。白天,满山红旗漫卷,机声隆隆,歌声一片,近岭连着远山;夜晚,时断时续的柴油发电机送出的昏黄灯光下,这群年轻人讲着家乡的故事、唱着故乡的小曲一直要热闹到月上中天。
一到秋冬,大山上风如狮吼。大雪封山时电线上的冰凌有手腕般粗。山垭口上的树木一律向南偏斜,树枝上的冰挂足有尺宽。知青们简陋的住屋里,哪怕只有针孔大小的风眼,也能听到尖利的叫声,还常常结成锋利的冰刀。对此,大家没有丝毫怨气,相互依偎在煤火堆旁,蜷缩在被窝里,凭着人挤人的热量,他们熬过了一个个难捱的日子。
时至1978年,在他们的艰辛劳动和精心培育下,3600多亩茶园被开辟出来,茶叶经营也一年年有了收益。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加上粮食生产和养殖收入,场里年产值均超200万元,利润20万元,每年向国家交纳税费30多万元,茶场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县、地区及全省先进企业。1988年,当时的国家农业部部长赵凡考察茶场时,高兴地说:这个茶场是个好地方,最好是造一个亚洲最大的茶叶基地。
这是上坝茶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一场大回城“地震”,一连串的天灾人祸
仿佛一夜之间,一切发生了大逆转
其实,当全国知青大返城风潮波及到这片相对闭塞的大山时,已是大城市知青回城的晚期。
“走!回城去。”1978年返家过春节时,一部分知青带来的这个讯息,无异于在茶场带来一场大地震,突然间搅乱了这里往日的宁静。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不少人匆匆卷起铺盖卷,回的回到父母单位,走的走门道进了城里的工厂,还有的干脆回家坐等工作机会。短短几个月间,全场知青有一大半离开了大山。
剩下实在想不到办法,或因各种原因不能走的,也着急上火失去了心理平衡,有的甚至走上绝路,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王小静,一位文静漂亮、多才多艺的女生,据说父母亲都是贵阳一个剧团的演员,大家背地里都称她为“场花”。平日劳动之余,正值青春期的男知青们都喜欢围着她转,听她好听的歌声,欣赏她飘逸的身姿。也就是返城正火时,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茶场,大家才知道小静原来已结了婚,只因不满这桩婚事,才瞒着父母悄悄来到茶场。宁愿在这里吃苦受累也不愿再回家的她,眼看着一个个昔日的知青同伴离她而去,更加上那个男人的纠缠,去留不能的绝望中,她跑到自己曾经流血流汗的茶山上整整哭了两天后,在第三天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悄无声息地把自己年轻漂亮的生命悬在了养猪场的横梁上……
同样年轻活泼年仅25岁的知青陈丽娟,带着年幼的孩子随返城知青们下山探亲,严重超载的拖拉机斗箱在弯道上突然侧立,眼看就要翻下,劈头压住大家之际,情急中,陈丽娟把孩子塞给旁边的女友,毅然将自己的身躯垫在车箱棱下,用生命保护了情投手足的战友们……
疾病缠身的吴明贵,一直坚持牧马养牛,直到倒在马槽旁,死后,人们翻遍了所有的箱箱柜柜,结果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有人说,吴明贵是被饥饿拖死的。
返城大潮席卷过后,这里只剩下不到30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8年前后,茶场的茶树遭白心病的侵害,人吃了这种茶后,拉稀跑肚,堆积如山的茶叶卖不出去,发霉腐烂在仓库里。人们望着卖不出去的茶叶,悄悄落泪。
而就在这段时间,先前随流下山的一些知青,有的因回城备受冷眼,不能忍受家庭与社会的嫌弃;有的因文化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生存下去;更多的则是在茶场集体生活惯了,而与社会一些虚伪、冷酷与灯红酒绿格格不入,不堪忍受那种难以言表的心理折磨而陆陆续续返回茶场。在连最低工资都发不起,无法发展生产的状况下,大批知青的回流,更加重了茶场的负担和困难。
仿佛一夜间,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大逆转。
严酷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老知青们众志成城却难度难关
这些年间,为了生计,为了儿女,上坝茶场的老知青们年复一年地演绎着一种“绝唱”。在生产淡季,上百家庭拖着老弱病体远离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奉献了一代青春的第二故乡,远走江浙一带,去县城拉板车,捡垃圾,修鞋补锅,留在场部的职工,则起早贪黑,搭乘农用车去周边场镇“赶溜溜场”,靠贩卖小货营生。可是,在茶叶生产旺季,这些离乡背井的职工,纷纷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地方赶回来,又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去。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奉献了一代青春的茶场能早一天起死回生,重新回到“有劲可使”的热火朝天的生产中去。
面对严酷的现实,这个群体也很坦然,知青夫妇王书安、康先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都是患难之交的战友,既然走到一起了,无论多大的困难,哪怕只有一碗饭,大不了冲上两瓢水,大家一起喝稀的。”上坝茶场职工的生存状况,引起了正安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在今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称:这些国企职工的日子,今天远赶不上周边的农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在苦苦找寻一条求生之路。本来完全有条件凭自己修车开车技术在省城找份像样工作的贵阳知青卢国态,在茶场工作需要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把重振茶场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为了100多号人的生活,他上贵阳,到遵义,去县城,向有关部门反映茶场的困难;为办理退休老职工的社会保险,他千方百计,争取各方的支持。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4月5日,惊动全省、全国的正安一场特大交通事故中,卢场长和另两名职工连同一车乘客被摔下了深渊……带着联办项目的协议,争取解决土地问题的报告以及购置茶叶机械设备的任务,丢下了牵肠挂肚的妻儿和几十年一起拼搏的战友们,撒手而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全场职工的极度悲哀……
危难之际,组织上找到了在外办企业且已小有名气的欧建学,找到在县城先后开过羊肉粉馆,在毛家塘开过饭馆的毛勇,还有在安场承包茶园,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邱本志。
没有过多的犹豫,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非份要求,这3个从茶场出来的知青简单的碰头后,奔着组织的信任和职工的期盼,再返高山。
第一桩事是先借钱安葬了因工死亡的职工和抚恤家属。接着立即召开全场大会,号召大家重新振作精神,共谋发展大计。
自此,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
采访中,记者试图掏出欧建学他们这一班人的几句“豪言壮语”。可他们却平静地说: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奇怪,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事,心中总有一种牵挂。看到茶场如此的艰难,老有一种责任的冲动,感到对不起大家,从内心割舍不去那段时期大家同钻一个被窝,同吃一锅包谷饭,同喝一碗的菜汤的那份情感。欧建学说:“我们悄悄地跑了,也对不住那些为茶场发展献出了生命的亡灵啊。”
“我们没有想到,翻开财务报表,账面上唯有5470元钱,而债务一栏却醒目地用红字标明:1.43万元”。毛勇对记者说:“当时我们就傻眼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只好先选那些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活路,先干起来再说。”邱本志掰着手指头向记者介绍:
铲草不花钱,清理环境不花钱,刷墙不花钱。用红布在场部楼挂两幅标语花了点小钱,再找几个工人在当年知青们栽种的“子母林”旁,搭建了一个休闲凉亭,再把县农业局送的一辆旧吉普车摆弄摆弄响起来。欧建学说,这一搞,看上去还真有了一点精气神。
接下来,他们结合茶场实际和特点,进行了建章立制,改革人事劳动用工制度,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将原有17人的后勤管理人员缩减为8人。将茶园承包到人减少投入1.5万元,再把加工厂、机器设备维修和用电管理责任到人,减少开资3万多元。责、权、利明确了,全场职工也有了积极性,开始显现出活力。欧建学说,这样抠出来的5.6万块钱,在其它地方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在茶场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欧建学和他的班子带领全体职工终于办成了几件大事。这在县农业局的调查报告中作了记载:成功引进外商两家,其中浙江客商注入资金200余万元,更新改造茶园1000余亩,新增一条龙珠茶生产设备一套;与顶箐方竹笋有限公司合作造竹1620亩,目前工程已全面结束。实施制茶用水配套项目一个,修建小水池17口。贷款6万元,实施茶场人畜饮水解围工程项目1个,基本解决用水困难。投入资金1万元,建试验示范畜牧养殖场1个,年出栏生猪20头,今年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力争实现人均出栏生猪1头、增收100元以上目标,投入资金7万元,翻修办公用房和职工住房6000余平方米,绿化硬化办公环境3000余平方米,茶场超负荷为128名职工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
列举这些数据是枯燥的。但通过这些,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成绩的背后,上坝茶场干部职工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付出的艰辛劳动。
一份特别的困难报告,一场特别的记者代言
一张特别的纪念照片
“尽管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的努力,上坝茶场的情势依然十分严峻。”记者搜集的一堆向有关省厅、市局以及县相关部门送交的各类“困难报告”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表述。
记者掐头去尾,插入自己的见闻,综合好这份特别的困难报告:
上海知青陈焕根来场30年,身患多种疾病,不但一直无法回家探亲,就连自己的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骆建忠,患有严重的咳喘病,夫妻离异后,他拖着病体为浙江老板打工,每月300元的工资中拿出200元供女儿读中学,自己的生活费不足100元。郑传兴,患上一种全身浮肿、双脚麻木的怪病,严重时靠草药利水消肿,如此反复折磨,已不像人样……类似情况,记者采访对象中超过了半数。这里不是缺医少药,而是“无医无药”。
2006年2月8日,一场百年不遇的雪灾,致使职工住房倒塌近2000平方米。据了解,这些住房包括部办公楼均为50年代修建,多年高山风霜雨雪的侵蚀,已破烂不堪,换个地方,已远远超过“危房”的鉴定标准。
由于劳动力大量外出谋生,3000多亩茶园在采茶季节多被荒废,茶叶下树率不到8%。其它诸如改造老化茶园,完善茶水配套,安装制茶供电,搬迁移民补充劳动力等,茶场现有实力只能是“手长衣袖短”可望而不可及。
上坝茶场是个好地方,富含硒、锌等微量元素的21950亩土地,适宜于畜牧,种粮以及还茶还竹,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是,目前以114名70年代的老知青为主要成员的茶场职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不农工不工”的体制,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被置于相关政策的覆盖之外,希望得到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帮助和扶持,希望各方有识之士,来场考察投资建项目,“只要来茶场,一切好商量”。同时也希望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
采访结束时,记者按职业习惯提出为他们拍一张合影照,没想到,却引起一段小麻烦。几十名围住记者摆谈的老知青,一听说照相都往旁边躲。
“我们歪的歪,跛的跛,这样照下来,太丢脸臊皮。”几个佝偻着身躯,明显病容的老知青无论怎样说都不愿站过来。没有办法,记者只好选在茶场最漂亮的办公楼前,挑选他们中最“抻抖”的代表,拍下了一张特别的纪念照。
离开茶场已近黄昏。车到半坡,我们回望朦胧中的高山之巅,还未散去的老知青们就像一抹剪影。他们在大山上艰难地守望。
回到报社,记者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还有一张未及归还的工资单。上面登记着:场长欧建学,月工资330元;副场长毛勇、邱本志月工资290元;会计李孟文,月工资260元。
一个在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条件十分艰苦,几乎处于现代社会边缘和人们视野之外的窘境下,依然顽强而痴迷地固守着那片他们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大山——
转载自2008年1月遵义在线 作者:李贵生、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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