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47年回想

2016-4-7

2016年4月6日是我们到贵州正安插队落户的同学离开上海47周年。47年前，在萧瑟的文革年代，我们乘火车一路呜咽向西，4月9日到遵义，4月10日到谢坝公社，4月11日分到生产队。

那时把文革前党和学校的教育称为十七年黑帮教育，要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炼一颗红心。学生上山下乡运动从1955年就已开始，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六十年代上半叶，上海有十万知青到新疆兵团。文革中从1968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十年120万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和江浙沪郊等地兵团、农场、人民公社，下乡知青人数占了当时上海市区1100万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家家都有人下乡。下乡时户口需要迁至农村，这在当时严控城市户口、大城市更是森严壁垒的状态下，我们到贵州后就意味着自己的户口一辈子再也别想迁回上海去了。

城市里都在搞运动，时有打砸抢，没有人热衷于生产，经济倒退，无法安置知青这样新的劳动力，于是将这个包袱丢到农村。我们就是充作一名劳动力被送往贵州插队落户的。在正安这样地少人多的农村，劳动力边际收益率递减显著，我们又不懂农业生产技巧，缺乏相应的体力，能充当半个劳动力就很不错了。

1969年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起飞，很快进入工业社会，号称亚洲四小龙。我们却还在慢慢地从事着千古不变的农业生产。生产队集体资金不过几十元、一二百元，买不起任何农业机械，靠镰刀锄头不可能将延续了几千年的农村经济改造成现代农业经济。

十年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知青回到城市，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可是，读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代理工科天才也埋没在面朝换土背朝天劳作中。薄弱的文化基础、生疏的生产技术，无法适应飞速到来的工业化进程，许多知青回城后又下岗或者从事简单劳动。知青作为整体，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知青上山下乡短期内以牺牲知青和农民的利益为国家解决了就业问题，可从长远看，却给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上山下乡形成的知识断层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当年农民分田到户、不交公粮的梦想早已实现，种田还有补贴。城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

十七、八岁时我们不知深浅地到贵州农村插队，在谢坝渡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生活安定了，回顾往事，不堪回首却又难忘。谢坝桥头的榨油坊没有了，东礼的房子也拆了，上关的那两棵千年的银杏树还像47年前一样高大魁梧，看见它，就会激活青春的回忆。

上海到贵州插队知青统计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