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直部门部分党员自发到“全国革命遗址之一的——茶园塘郑代巩故居”体验生活侧记
红色沃土大城茶园塘,孕育一代英烈郑代巩。6月14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部共产党员韦江、骆科模;县委宣传党支部共产党员骆书友;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共产党员兼大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赵恒;杨兴小学共产党员赵有伦、赵启伦等。自发来到杨兴镇大城村 “全国革命遗址——‘茶园塘郑代巩故居’”,专程听取一代英烈郑代巩的革命事迹介绍,学习郑代巩舍家救国的优秀品质。
党员们通过听取学习后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学一做”为载体,像身边公而忘私的共产党员郑代巩那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正安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共产党员们为什么要到“全国革命遗址——‘茶园塘郑代巩故居’”去体验生活呢?让大家听一听青年健将郑代巩放弃高官家庭、丢下拜堂成亲的妻子——邹氏积极投身革命鲜为人知的二个动人故事吧!
放弃高官家庭及妻子跟党干革命
据郑氏族中76岁的大城村野春园村民组村民郑德春介绍(后记者根据党案资料进行了归纳):郑代巩,小名玉寿,1915年8月出生于今杨兴乡大城村茶园塘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家庭。其祖父郑作卿系晚清知县,后回家利用郑家祠堂办私塾,其孙郑代巩跟着他读一段私塾。父亲郑先辛,字绍臣,1917年毕业于贵阳政法学堂,曾先后任四川省叙永县县长、贵州省安顺县县长、贵阳县县长、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生长于这样的家庭,郑代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私塾启蒙,因此在他11岁时被父亲派人接到身边,先在安顺读小学,1929年因父调任贵阳就读于贵阳县县立中学。在安顺读小学以前,郑代巩跟爷爷郑作卿一起在离家不到一公里的郑家祠堂读过私塾,随后,家中老母从桐梓垭张家坝邹氏民居给他接了一个门当户对姓邹的媳妇,虽然郑代巩出家参加革命后杳无音信,但邹氏一直为了郑代巩守候到终身,抱养一个亲侄儿郑德忠照顾(郑代巩母亲墓碑佐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进步教师的支持和鼓励下,郑代巩成为贵阳县县立中学“抗日学生救国团”的组织领导者,并与徐健生领导的贵阳一中学生联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最终由于他为了表明鲜明的是非立场,带领同学砸碎了有他父亲股份的“恒星益”百货商店,因此触怒了父亲,于是将他送到南京,在友人的管护下就读于南京中学。
在南京中学就读高中的两年时间,是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的重要时期。他积极参加“自学会”的活动,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不断探索真理,寻求救国途径,并且善于联系实际,被誉为“哲学家”、“外交家”,并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由于他组织的一次次抗日救亡运动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多次对他进行暗中盯梢、监视,终于在一次刚参加完群众集会回校途中,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于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后经其父多方托人营救,才获释出狱,但他并未被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所吓倒,出狱后继续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
面对杀头危险仍坚定共产主义信想不动摇
1936年8月,郑代巩考入北平大学法商系,很快就加入共青团,不到年底即转为北平中共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个热血青年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重大转变。之后,郑代巩彻底背叛了家庭,并且通过默默无闻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的父亲逐步倾向共产党,为人民办好事——修建学校。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我党组织流亡学生组成平津流亡同学会,由北平经上海抵达南京宣传抗日,向南京政府请愿。郑代巩作为该组织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在同当局的多次交涉中,由于拒不接受当局解散流亡同学会的“三条件”,遂被视为“主要分子”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
郑代巩被捕入狱后不久,其留学日本早稻田的堂兄郑代恩回国暂居南京,得知他被捕后,立即请时任南京宪兵司令部秘书的留日同学孙佑安等大力营救出狱(郑代恩的功劳就在于此)。郑代巩获释出狱之后,按照党组织安排,与北平大学流亡学生一起转入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学习,并担任该校抗敌后援会的主要负责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38年春,郑代巩奉党组织命令调到武汉,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召开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于国民党当局始终企图由三青团来统一领导全国的青年工作,所以指派C.C派分子千方百计阻扰学联大会的召开,并通令各省市国民党党部不准各地派代表到武汉参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经过郑代巩等人的努力,由中共领导的全国学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时在武汉成功召开,全国73所大中学校的123名代表参加会议,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大会以后,郑代巩继续留在武汉,负责全国学联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学联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四大青年团体之一,并得到世界学联组织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
1938年秋,日寇西进,武汉危急,郑代巩奉命辗转湘、粤、桂、黔、川等地活动,加强了这些地方的学联与全国学联的联系,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广西开展活动时,争取到李宗仁的支持,动员广西学生军集体加入了全国学联。1939年,全国学联暂停活动,郑代巩奉派先在成都后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南方局青委委员,为《战时青年》的公开发行人。此期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11月,在重庆的25位国民参政会委员发起组织宪政促进会,郑代巩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同被推为筹备委员。
郑代巩在重庆的活动和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1年“皖南事变”不久,因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于中统特务所辖的川东示范秘密监狱。后经其亲属多方营救,转到复兴关马家祠“劳动服务营”,编入第五中队“受训”。同年5月的一天,他被带出劳动时,寻机摆脱敌人的监视,逃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不久就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在中央青委工作。1942年,在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郑代巩在遭到康生一伙“无情打击”的摧残之下自杀而死,年仅27岁。大城村茶园塘组68岁的郑德旭如是对记者说(后查阅了党案资料进行的归纳)。
正安县党史资料这样写道:郑代巩(1915-1943),男,贵州省正安县人。1936年8月,在北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为北平学联组织部长、华北学联主席、全国学联常委。抗战时,任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的同学和战友——彭友今、苏农观,在题为“一个屈死的革命家──忆郑代巩同志”写道:为了介绍郑代巩的革命事迹,1989年《中华英烈》第4期曾刊登了许立群、李庚和我们二人所写的《怀念郑代巩同志》一文。此后,陆续收到老战友们来信,提供了不少该文尚未写到的珍贵资料,因将代巩在重庆前后的情况收集整理,以飨读者,并用以纪念他的逝世50周年。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1938年11月,全国学联迁重庆,作为全国学联主席的郑代巩,亦随之来渝。1939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随即对我党加紧了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形成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为避免国统区的进步团体被敌人一网打尽,党组织决定将郑代巩派往到安全区。
当代正安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学习一代英烈郑代巩
大家听了以上讲的故事后,都被郑代巩的革命事迹所感动,参加体验生活的共产党员们认为,郑代巩是正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的英年早逝,的确令人万分痛惜。他还很幼小时就从家乡的大山中走出去,在时代潮流中奋勇搏击,经受了血雨腥风的百般磨练,迅速成长为我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代巩,他是正安人民的好儿子,是正安人永远的骄傲,但是,由于康生主持的极“左”的“抢救”运动,不仅让他含冤而死,并且还对他作了远离实际的结论,使他蒙冤数十年之久,直到1987年中央组织部(87)干审字第759号《关于郑代巩同志的政治结论》作出后,康生一伙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才被推翻。历史,终于还了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共产党员以应有的公正,还了正安人共产党员郑代巩一身清白。
然而,在“两学一做”的今天,正安共产党人像他学习什么呢?大家应当要学习郑代巩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当时的家庭环境,钱,父亲郑先辛任贵州省财政厅长,可以说,家中家财万罐,不差钱;官,他想在国民党中当过县级以上的官员,是举手之劳;想娶一个漂亮的媳妇,想嫁给他的姑娘比比皆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郑代巩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放弃了高官奉禄。
早晨,当我们正安共产党人喝了一杯豆浆走进办公室时,当我们的学生背着书包快乐走进学校读书时,当我们的村民享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时,你一定要想起我们身边的共产党人——郑代巩的先进事迹,做一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共产党员,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公民,才能对得起我们身边的革命先烈、共产党员——郑代巩。
转自:正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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