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知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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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知青部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他们经历了艰辛和磨难,有很多人回到了城市,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扎根在家乡外的这片土地上,更有一些人化思乡情为责任,带领当地群众积极工作,改变贫穷面貌……

我的知哥知姐们,我为什么要饱含深情和敬意来写,是因为你们曾经的磨难,才有了我们的新生。 ——题记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大的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我坐在乡村教室里捧着课本读着这些满怀豪情与梦想的文字时,我的知哥知姐们正从城市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去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广大农村。

我对知青的印象,最初是在我们生产队里的一男一女,他们分住在不同的人家。男的拉一手好听的小提琴,一直在公社学校教书;女的长得高大漂亮,常回城去。在村小读到三年级,我就转到了公社学校。这也是我最向往的,公社那地方大,常开社员大会,红旗、锣鼓、大喇叭,标语、口号、样板戏,热闹非凡。学校里有好几个知青老师,课教得非常好,课余时间,他们唱歌、拉琴,组织学生排戏。每天放学,都会看见那些漂亮的女生排练“铁姑娘,心向党,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很多年过去了,知青的印象早已淡忘。去年,正安县文联要组织一次专门针对知青们的采风,地点就是农垦上坝茶场。我心里顿时暖流奔涌,思绪飞扬,就好像这次采风不是对知青而是对我的关怀,儿时的知青印象,后来在史料上看到的知青生活片断,立即涌动在我的脑海。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很多需要改造的“犯人”。1952年,贵州省公安厅选中了正安县斑竹乡上坝村这块30平方公里的山顶兴建了劳改农场。这地方海拔1500米,原始地荒凉着,人们叫它红籽堡,满山的灌木丛中点缀着灿烂的红籽树,蜿蜒起伏如一张巨大的撒花地毯。红籽堡距山脚下的斑竹公社9公里、县城56公里、中观区政府40公里,属中观区所辖。中观区在当时正安十个区中位列第十,方圆百十里的群众习惯叫这个劳改农场为“十区农场”。

犯人们用泥巴筑墙,茅草盖顶,建起了一间又一间“干打垒”。山顶中心是3幢成π形的房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青瓦屋顶,脊梁两端各挑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木板回廊,每根方柱上挂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宣传画。这几幢至今完好的办公楼,见证着红籽堡的兴衰。

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十区农场”改为国营上坝农场,从各地招工进行粮食生产,在贫瘠高寒的荒原上,每年为国家上交50余万公斤粮食。1965年开始陆续有知青进场。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余波传来,红籽堡被定为农垦基地,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1978年,相继有上海等地近400名知青涌入。

红籽堡,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兴建劳改农场,知青们在红籽堡上留下的创痕已被荆棘杂草渐渐地蚕食,但山上浓浓的雾霭从来就没有退去。

漫山红旗展 遍地歌声扬

尽管那个年代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尽管如今的农垦上坝茶场一片萧条,但是,走进上坝茶场,你仍然可以浓烈地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热闹。

1965年,已有少量知青来到了山上。一辆老式嘎斯汽车将打着背包的一群热血青年拉到了大山脚下的斑竹公社。举目望去,深秋十月,红籽堡笼罩在浓浓的云雾中,前面有路,但只是一条路印子在丛林中出没。汽车去不了,得改坐一辆“35”拖拉机,这是场部专门派来接人的。那个身躯魁梧的副场长,一看就是转业军人,为了鼓舞士气,在拖拉机突突地冒着浓烟爬向山顶的途中,他指挥大伙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拖拉机不停地上下山,不停地往山上拉人,当年的红籽堡,很快就被职工和知青们占领了,也是5个生产队。机耕道血管一样布满山顶,每一个生产队和“会战”工地上都插上了猎猎招展的红旗、架上了号筒大喇叭,十几台拖拉机在山上不停地穿梭。当时,场部领导经常作动员讲的一句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这批青年人举起了手中的铁锹锄头,红旗指向哪里,锄头落在哪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红籽堡满山是红旗,遍地是歌声。每逢开大会,知青们从5个队汇集在场部的方形院坝上,一个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都显得格外的高兴,唱革命歌曲,跳样板戏,还有乐器伴奏、专人拍照。一群大都市来的年轻人,把文明的火种在荒山野岭上尽情播撒。知青们唱唱跳跳的都是《南泥湾》、《红灯记》、《沙家浜》。院子四周的柱子上贴满了标语。正前方两面高墙上是毛主席的巨幅照片,一幅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标语;一幅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院坝四周回廊的柱子上,是一幅幅配有图片的小标语,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种小标语到处可见,读来仍让人激动。

干打垒

当年犯人是集中居住、统一劳动、统一食宿,居住的地方比较小。农场工人和知青们上山后,食宿不统一要求,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单门独户。知青们就地伐木,锯板,做成一个筑土墙用的盒子,不断地往盒子里填土,不断地用力夯筑,丛林中就生出一间间小小的蘑菇似的土墙茅屋——干打垒。高山顶上,紫外线强,可是知青们顾不了那么多,干得汗流浃背时,都一个个脱光了衣服,几天下来,颈部、肩膀就火辣辣生疼,连续不断地脱过两层皮。新中国的农垦农场,旨在屯垦戍边,采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新的工作方式,利用机械耕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道路。因为这个特殊的使命,在这个偏远的高寒山区就有了12台拖拉机和1台柴油发电机。在县城电力供应似有还无的年代,上坝茶场的夜晚灯火明亮。

“高山包谷啥都不啥”

红籽堡地处高寒,几万亩土地中稻田很少,只有那几条深谷里才有零零星星的几块,所种植的都是玉米。知青上山后,陆续开辟茶园。1976年,云南、海南等地的知青千里迢迢来农场访友,建议将“以粮为主”改为“以茶为主”,说这里的气候土质都非常适合种茶,土壤中富含锌、硒。这一建议层层上报后被省农业厅采纳,将上坝农场改为农垦上坝茶场,隶属省农业厅。从粮到茶,只一字之别,可劳动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种粮食的地方不能减,种茶的地方要重新开辟。

当时的粮食单产极低,是典型的广种薄收。砍树、烧山、开荒、播种,力度是很大的。但因为气候关系,又缺少肥料,所以,那漫山遍野的庄稼就如同这里的知青一样缺营养。国营农场的粮食是要按计划上交的,留下的基本口粮不多。收割的季节是秋末初冬,在农场是雨季,收割的粮食得用火炕子炕。这一带是煤区,就用大量的煤来烘烤,磨出的包谷面都是黑沉沉的。在场部大食堂就餐的人每顿半斤玉米面,但是高山包谷面夹杂了大量的包谷糠,这东西喂猪可以,人吃就难受。知青们从食堂打了饭来都要用水冲淘,将浮在上面那一层糠漂去。这一下来,半斤包谷面饭就只剩下三两了。一个知青告诉我,他最多一顿吃过4张票,也就是2斤包谷面。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月1两食油、4两猪肉、30斤粮食,几个月不见油浑,不见一粒大米是常有的事。一大碗包谷沙做成的饭被水冲冼后所剩无几,所以场部食堂是从不淘洗包谷沙的,知青们痛心地戏谑说:“高山包谷啥(沙)都不啥(沙)”。

渐远的热情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初中不毕业,下乡不能去……

刚掀起上山下乡热潮的时候,要求很高,初中不毕业不能去,独生子女不能去,残疾人不能去,家庭成分不好的不能去,已婚不能去。能去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红人。这些生活在红海洋中的年轻人,臂戴红袖章,高举语录本,坐上贴满大红标语的列车去到祖国各地。高唱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别看上坝农场距正安县城只有54公里,给人的感觉却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每一次有知青上来,场部都要派拖拉机下山去斑竹街上接,也照着城里的样,在车厢两边贴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开花结果”的大红标语,车头横批“热烈欢迎”。上山之后都要在场部好酒好肉招待一顿,让你吃得心里一片温暖。一顿过后,不管是分在场部还是分下生产队去,你再难见到如此高档的伙食,这一顿也就成了你心中遥遥的渴望与怀想。近一点的队距场部一两公里,远的有五六公里,全是拖拉机走的机耕道,两边茅草齐腰深。到了队上,住进干打垒,人还未躺下,队长送来一袋子包谷沙,这是一个月的基本口粮,以后的日子,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计发粮食及其它有可能统一分配的物品。

上山的每一个知青都没有退路,只有充满热情与信心,等待两年过后回城安排工作。这地方太远了,家和亲人都被阻隔得音信杳无。回城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春天忙着耕作,场部一般不准假;冬天雪凝封山,好不容易批来了假条,到斑竹公社却找不到便车,就只有步行几十公里到县城才有班车,而班车又是要提前购票的。

如今的上坝农场,当年广种薄收的大片土地已渐荒芜,知青们用血汗和泪水刨出的4000亩茶园因无力管理只剩下1500亩还像点样子,场部及周围的生活环境条件还是老样子。拖拉机早没了踪影,红旗早已随风而去,高音喇叭还在唱,山上长满了杂草,厂房已破烂不堪,农民的生活境况也很差,只剩下几十人在上面居住。虽然作为现代生活必需品的电视机,在山上还是奢侈品,但歌声依旧在唱,只是不在热火朝天的会战工地上,而是在深夜干打垒的墙脚低吟。

渴盼与希望

美妙年华,建设边疆。

我们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尝尽了人间的苦辣酸甜……

已经回城和还在扎根农村的知哥知姐们仍在把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吟唱,嗟叹、惋惜、失落、惆怅,饱含深情、泪水。

回城的路太难了,这是当初未曾料到的。两年过后满怀回城希望的知青们,得到的答复是尽量就地安置。农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正式单位,具有安置条件,在农场的知青多是就地转成农场工人。即便如此,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仍在往农场涌来。

在农垦上坝茶场,听如今仍守候在场的年逾半百的老知青们细细倾诉,你会深深地被那段岁月所震撼,你会为蹉跎岁月中的知哥知姐们生出深深的惋惜和敬意。

事隔这么多年,上坝茶场的各个生产队里还居住着少数返不了城的知青,几山几岭间的茅草丛里,露出一星半点的矮墙来,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原来干打垒的基础上改建的,原来的茅草顶换成了薄薄的水泥板,冬冷夏热。现年52岁的知青李保书夫妇就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是1979年入场的,儿子26岁,在外打工;女儿22岁,在贵阳读书,尚欠债1万多元。他是正安县新州镇街上人,问及为什么不回去,一脸的茫然。几十年封闭的高山生活,让他们不敢下山,不敢面对山下的一切。两夫妇除了采茶外,就是游走在附近的乡场上摆地摊,夜晚还回山上来。欧代举,50岁,现任场长。1976年上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山办起了自已的桐油加工厂。2005年的一场车祸,前任场长因公殉职,县农业局的领导找到他,要他临危受命当场长。要算经济账,他是绝不会去当这个场长的。但是一想到曾经患难与共的弟兄姐妹,想到同样是场里知青身份后来死于回家途中一场车祸的27岁的妻子,想到自己曾经挥洒血汗的那片土地,当年的万丈豪情又开始在胸中翻滚。在茶场一盘散沙之时,他毅然放弃已经做出了效益的桐油生意,接受组织安排,重回茶场,挑起沉重的担子。他上任后,重组班子,探索出路,多方协调,争项目,争资金,并将茶场职工子女有计划地选送到省内外去进行茶叶专业培训,引进浙江茶商合作开发新产品,茶场开始有了生机。

风风雨雨,大浪淘沙。大批的知青走了,但仍有一部分走不了。曾经“下山”的一些知青,回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陆续回到了山上,继续着他们过惯了的生活。

从“十区劳改农场”到“国营上坝农场”再到“农垦上坝茶场”,从荒凉到喧嚣,从辉煌到衰落,弹指之间,半个世纪过去。在那个到处充满饥饿的年月,年轻的垦荒知青忍饥挨饿在荒山顶上每年为国家创造数十万斤粮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年老的知青以发展茶叶为主每年为国家纳税数十余万元,茶场周围的村民靠采茶也挣了不少收入。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到上坝茶场开展过调研,但因历史积淀的问题太多,在短期内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边缘化的落后状况。2004年以来,茶场狠抓内部管理,管理人员从37人削减到5人;狠抓环境建设,在多方支持下,部分改善了生产生活用水设施和职工住房条件;狠抓生产,引进了浙江茶商利用老茶园加工珠茶,利用退耕还林等机遇更新茶园,积极发展养殖业;尽力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坚持为128个职工缴纳社保费。

滞留在上坝茶场的知哥知姐们,上坝山上生长着你们的根,山上的雾里有你们挥之不去的情愫,你们依然在苦苦地守望着这片冰冷的土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经过去,相信漫卷的春风定会再次染绿你们的家园。

(遵义日报20100416专版)

渐行渐远的“知青部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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