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尹珍-陆春祥

1、

进山的路，比我想象的远。

杨德波和雷霖陪我去务本堂。他们俩，一个县文联主席，一个县作协主席。从正安县城出发，车沿芙蓉江北上。从车窗望出去，江不宽，水清瘦，在峡谷间蜿蜒，如一根粗壮的吉他琴弦，在吉他之乡，这个比方也不管它恰不恰当。路是新修的柏油路，平整宽阔，但弯道依旧凶险——一个接一个的回头弯，像大山设下的迷魂阵。车窗外的山色，由深绿渐次变浅再一下子变得极度艳丽，墨绿的松杉，翠绿的竹林，还有错落在山坡上田野间开得热烈甚至有些张扬的油菜花，它们与白色的黔北民居，组成了这个春天里动人的景色。

车到山顶，杨兴与新州交界处的一个垭口，雾就漫了上来。雷霖驾着车，眼神专注。杨德波和我说，山下就是新州了。话刚说完，那雾，一阵阵翻了上来，漫山遍野，一会厚一会薄，瞬时变化，随处随时可见，这贵州特产，差点就要将路隐没。

太阳钻了出来，雾便很快散去。快到新州时，满山都是浅绿的灌木和野草。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和不知名野花的香气，偶尔闪过背着竹篓的山民，他们走在路边，步履从容，仿佛这些山从来不是障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思绪，却不由得飘向两千年前。

公元九十九年，那个叫尹珍的年轻人，二十岁，就是从这样的群山间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洛阳的。他的行囊里，该有几册简牍、些许干粮、母亲缝的布鞋。那是两千年前的一条细线，在黔渝的崇山峻岭间若隐若现。所谓的路，不过是前人踩出的土坎，宽仅数尺。雨季来临，泥浆裹着碎石，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待到冬日干冷，马蹄踏过，扬起的尘土便遮蔽了南下的斜阳。他要翻越多少座山，渡过多少条河，才能望见洛阳城的阙楼？

然而，山是屏障，却也是阶梯——取决于你选择仰望还是攀登。

车过芙蓉江大桥时，雷霖伸出右手，指着前方说：新州就要到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群山环抱中，果然有一片难得的谷地。平地上有炊烟，有房屋，有稻田，还有一个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务本堂。

我们直奔务本堂。

车停下，穿过务本堂外那片空旷的院子，脚下是数级青石台阶，岁月将石面磨得温润。放慢步子，一级一级往下踩，像是缓缓沉入一片寂静里。

李双强先生引着我，踩过几丛荒草，在一方墓碑前站定。碑高约两米，青石质地，正中镌着一行字：汉儒尹公道真先生之墓。朴拙的汉隶，笔画虽纤细，却有张力。凑近了看，碑上还有数行小字，密密麻麻，刻着尹珍的生平——那个近两千年前，从牂牁远赴中原，拜在许慎门下求学，又归来开馆授徒，将文字与道统播撒在这片蛮荒之地的先生。

碑前有一只方形石香炉，炉底积着薄灰，插着几根烧尽的香梗，想来是有人不久祭拜过。绕过碑，便见那圆形的墓冢，底座用两层青石砌成，方圆不过十几平方米，静静地伏在荒草间。他就睡在这里了。一个人，活了八十四岁，然后在这里，安静地躺了将近两千年。

风从树梢间穿过，吹动我的衣角。我忽然觉得，时间在这里变得很轻。两千年，不过是冢上青草的一岁一枯荣。我摘下帽子，在墓前站定，弯下腰，深深三鞠躬。

这算不上什么隆重的仪式。只是一个读书人，路过另一个读书人长眠的地方，隔着两千年的光阴，想向他道一声：先生，您当年的灯火，后来的人都看见了。

尹珍墓前，是一大片空地，这里是两河相交的河湾，河湾之上是连绵的群山。我问，这河叫什么？这山叫什么？李双强答：河是新州河，就是以前的毋敛水；山是大娄山余脉，大娄山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

尹珍选了个好地方啊，此地，面山朝水，在山水间，儒家的经典与人心的教化，可以很好地结合。

看完尹珍墓，李双强指着操场右边方向说，那座字库塔，烧纸的，值得一看。

这字库塔，杵在新州河边，三层砖造，飞桅翘角，乳白色，在晴空下有些显眼。塔身底座，有个黑乎乎的洞口，我猜，那就是烧废纸的进纸口。古人敬惜字纸，他们认为，字是有魂魄的，有圣贤的心血在里面，而写过字的纸也不能随便扔，要攒在一起，送到这种字库塔里焚烧。我也看过不少地方的惜字亭，它们都如大地上一个重重的顿号，牢牢嵌在那片山水间。

务本堂中，那些写满字的纸呢？学生练字的残片，抄了一遍又一遍的经书，写坏了不得不扔的简牍——都去了哪儿？

大概就是在这塔里，它们化成了一缕烟，升上去，散到无限的天尽头。

务本堂到了。

走近了，才看清它外面的全貌：三层飞檐木结构门楼，两边的飞檐，向空中翘起，两侧筑有三层砖塔，呈品字形结构。门楣上“务本堂”三个楷书大字，是清人手迹，却让我想起尹珍亲手建起“三楹草堂”的那一天——公元一零七年，他二十八岁，学成归来，在这片土地上埋下了第一粒教化的种子。

门楣前那一副长联，为清代遵义知府赵遵律题，是尹珍的一生写照：

曰务本，曰乐道，文翁后觉，武侯先知，陋尽洗牂牁，绍五百年前邹鲁；若图训，若经书，北方受学，南向设教，天使为木铎，绚三千里界荆梁。

站在务本堂前，读这副长联，仿佛有人用最凝练的语言，将尹珍的一生摊开在我面前。

“曰务本，曰乐道”，说的是尹珍的根本——务本是做人的根基，乐道是求学的态度。“文翁后觉，武侯先知”，将他与蜀地文翁、武侯诸葛亮并举，都是教化一方的先贤。“陋尽洗牂牁”，蛮荒之地因他而洗去蒙昧，从此“绍五百年前邹鲁”——把孔孟的遗风，接续到了这片土地上。

“若图训，若经书”，指尹珍师从许慎、应奉，学习图纬与五经；“北方受学，南向设教”，八个字道尽了他的一生：北上中原求道，南归故里传灯。“天使为木铎，绚三千里界荆梁”——木铎是古代宣教布化的象征，上天派他来，为荆梁大地开启文明。三千里的山河，因尹珍而熠熠生辉。

这副联，字字有来处，句句见精神。既是对尹珍的礼赞，也是对务本堂的注脚。李双强，尹珍的一点一滴，似乎都在他的心里，他一句一句为我详细解读，我则不断地点着头。

抬脚上阶，务本堂就在眼前了。一步跨进了务本堂，我仿佛走进了尹珍的世界。门外是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的寻常村落，而门内，则是两千年书声未绝的精神道场。这一步跨入，恍如隔世。

天井不大，青石板铺地，缝隙里长着细细的青苔。正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形成一个“品”字形的四合院。李双强站在院子正中说，这里，本来有一口井的，且与外河相连通，井水清冽，据说就是尹珍当年洗笔淘砚的地方。我走过去站了一会，想象着两千年前的那个场景：傍晚，学生们散去，尹珍独自到井边，把毛笔放进水里，看着墨色在水中缓缓晕开，然后被流水带走。那条河，就是现在的新州河，以前的毋敛河，人们也称之为尹珍溪。

毋敛河还在流，教书的人却早已不在了。

可是，他真的不在了吗？

2、

务本堂内厅正中，静静地立着尹珍的汉白玉坐姿雕像。今天的课，似乎就要开讲，他桌上的书卷已经摊开，面前有几张空着的书桌，他双眼盯着前方，是在等待他的学生吗？

看着尹珍像，我在反复想着一个问题：二十岁的尹珍，为什么要走出去？

《后汉书·西南夷传》上的解释是“自以居于荒裔，不知礼义”。这个说法流传了两千年，几成定论。但细想之下，却有几分可疑——一个完全“不知礼义”的荒裔青年，如何知道远在中原有许慎这样的大学者？他连字都不识，又怎会生出求学的念头？

贵州学者范同寿先生有过精辟的分析：汉武帝时“募豪民田南夷”，一大批“三蜀”大姓进入今贵州境内，其中龙、傅、尹、董几姓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尹珍出身尹氏大姓，幼年应该受过启蒙。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蒙昧者，而是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青年求学者。

不由得想起西汉那个著名的故事：

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被后世演绎为“夜郎自大”，成为千年笑谈。其实，细细考究，滇王的问题本身并不可笑——他眼光封闭，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的王国在天下有多大。真正可笑的是，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就满足了，没有继续追问：山的那边还有什么？天的那边还有谁？

尹珍的眼光是开放而深远的。他既有家学根基，却不满足于此；他已知礼义，却还要求索礼义的源头。他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替整个西南问了那个问题：山的那边还有什么？我能学到什么？

二十岁的启程，不是蒙昧者的逃离，而是求道者的远征。

公元九十九年，尹珍从正安新州的毋敛坝出发，前往京师洛阳。彼时的洛阳，是中国的文明中心。东汉太学设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规模宏大，“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余人。汉明帝曾亲自到太学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围观者“盖亿万计”。匈奴也派人来洛阳求学。这里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丰富的典籍，最前沿的学术。

尹珍要拜的老师，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经学大师——许慎。

许慎，字叔重，时人称为“五经无双”。尹珍到达许慎的书室时，许慎正在撰写一部将传之后世的语文工具书——《说文解字》。这部中国最早的字典，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系统分析所收字的字形、字源，是文字学的集大成之作。面对着一路行走得疲惫不堪却依然双目放光的边地青年，许慎被尹珍千里求学的精神所感动，对他精心传授。

洛阳八年，尹珍不仅精熟“五经”，接受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还帮着老师抄写及整理书稿，摹写篆书、隶书，竹简上的一笔一画，都留下尹珍辛勤的汗水。而许慎书中的古今各种书籍、简牍、碑刻和钟鼎款识，也是十分难得的书法，尹珍如入宝山，常常刻意摩习至深夜，书法技艺也大为提高。

前几年，“阳嘉二年王师作值四万”的摩崖石刻，在重庆南川被发现。阳嘉二年，公元133年，这个时间，正是尹珍北学归来，在南域各地讲学的时间。而南川，正是尹珍讲学的重要地点之一，“王师”即朝廷之师，“作值四万”即军响数目，彼时，南川驻扎着东汉朝廷的军队。此书法为篆书，但已经有隶书之形。

专家认为，根据书法特点及石刻时间，当时在南川一带的书写者，当首推尹珍。

南北朝刘宋时期，王愔著《文字志目》，评述秦汉魏晋间一百二十位书法家，尹珍名列其中。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引录《文字志目》篇目，使尹珍作为书法家留传于世。清代咸丰年间刻印的《广金石韵府》中，亦收录有尹珍的篆书。

一个边地青年，最终成为名载史册的书法家。他的字，不仅有许慎的风骨，也充满黔山秀水的生动灵气。

公元一零七年，二十八岁的尹珍学成归来。

八年来，无论读书交友还是生活，繁华的中原，都给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然而，即便是坐在安静的课堂中，他的脑中，也时时浮现出故乡那些适龄孩子在崇山峻岭间奔跑的身姿，本该受教育的年纪，却无法拥有获取知识的途径，难道，他们要永远那样下去吗？一个火炬，就可以使漆黑的夜空陡然明亮！当尹珍觉得，自己已经具备扎实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时，他选择了回到荒僻的家乡，他要做那个在西南夜空中高擎的火炬，没有丝毫的犹豫。

走出去需要勇气，归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走出去是为了自己，归乡却是为了他人。尹珍的归来，让“走出去”有了更深远的意义——他不是逃离，而是远征，远征的目的，是为了全新的归来。

3、

回到家乡的尹珍，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手建草堂三楹”。

三间草堂，一个院子，门前是洗笔的小河。草堂虽简陋，却足以安放一个教书先生的梦想。说干就干，尹珍成了尹先生，他走村窜户，动员适龄孩子入学读书。尹先生常常费尽口舌，为的就是争取一个他认为资质不错却家境贫困的孩子入学，他甚至拍着胸脯向那家长保证：孩子的学费与伙食，他全包。

终于，草堂中传出了朗朗的书声。

起先，草堂没有名字。一直到尹珍致仕后，他才给这座草堂取名“务本堂”。何为“务本”？《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尹珍取此二字，就是要告诉他的学生：无论行走到多远的地方，都不要忘记做人的根本。

从东汉草堂到唐代“尹珍讲堂”，从明代重建到清代修葺，再到今天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千年间，建筑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变化，精神却一直未变。

徜徉务本堂，看着尹珍的雕像，我试图还原出他当年教学的情景。

尹珍的教学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教识字。他用规范的正体小篆写出字书，依文理编成韵文，便于学生记诵。教学中，他将识字和理解文意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接受常识。根据许慎老师的《说文解字》，他利用造字原理，讲清文字的结构条理，教学效果明显。第二阶段，学生学习《论语》《孝经》等经典著作，接受较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这就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此“十义”，用以约束七情六欲，从而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

这样的场景，应该是务本堂的日常：

阳光从草堂的缝隙间斜斜地照进来，落在那些稚嫩的脸上。学生从六七岁的蒙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先生念：“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童音清亮而高亢。那整齐的声音，在晴空中升腾，向远处的降珍山飘荡，再飘向更远的南国大地。

尹珍不只守在毋敛坝，他的足迹，遍及夜郎、鄨县（今遵义一带）、南平军（今重庆南川）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设馆授徒，启蒙教化。今绥阳旺草有“尹珍讲堂碑”，重庆南川有“尹子祠”。川滇黔三省，皆有他办校的遗迹。

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年），七十四岁的尹珍前往武陵，拜学者应奉为师，学习图纬。应奉比尹珍要年轻许多，他时任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侧陋。尹珍却以古稀之年，执弟子礼，坐在比自己年轻的学生中间，认真听讲。

七十四岁，还在求学。正如后世韩愈的《师说》中所言：无长无少，师之所存，道之所存。而尹珍就是那个典型的率先实践者。

真正的学者，活到老、学到老。尹珍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学而不厌”四个字——从二十岁到七十四岁，从许慎到应奉，他的求学之路，从未停歇。

东汉时儒学盛行，朝廷立五经博士，录用官吏，只要精通五经之一就可为官。

尹珍是许慎高徒，又是豪门名望，更有启蒙教化之德行，声誉很高，被地方官举荐。他因经术选用，官至荆州刺史。

一个边地青年，最终成为朝廷重臣。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但更传奇的是尹珍的选择。他觉得，为官不是他的志向，却年已古稀，他索性辞官还乡，重操旧业，原来的草堂，就成了务本堂，矢志育人，直至八十四岁去世。

站在尹珍的墓前，我想起《论语》里的另一句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尹珍的一生，大概就是这样吧。

“务本”，是理解尹珍的钥匙。两千年后，它已经刻进黔北人的骨子里。

向往文明，自强不息，求真务本。正安与道真，尹珍的出生地及以他命名的县，都在倡导尹珍精神的精髓，十二个字，三重境界。

向往文明，是不甘落后、主动走出大山叩问中原的勇气。尹珍一生都在向文明靠近。这种精神，使偏远的西南从未与中原隔绝。

自强不息，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青年到暮年，尹珍求学不止、教书不辍。八十四年的生命，他几乎把所有岁月都献给了学问和教育。

求真务本，是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本心的朴素智慧。尹珍当过刺史，却选择归乡教书；他可以安享富贵，却住在草堂里陪学生读书。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而对西南文明史来说，尹珍迈出的，是比登月更早、也更勇敢的一大步——他不是踏上无人之境，而是背负着故土的期盼，去往文明的源头，再携火种归来。

4、

尹珍之后，那条文明之河，一直在流动。

一千多年后，明代贵州第一位进士张谏，站在赤水河边，写下这样的诗句：

赋心既传盛，经术复开尹。并兴巴彭城，名德乃与准。牂柯处荒维，困此山崛嶙。如何初郡县，贤俊已连轸。人文张华夏，覆载讵畦畛。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

诗里提到盛览、尹珍、傅宝、尹贡，都是汉时走出这片山水的名士。张谏在诗里叹气：那么多豪杰之士，怎么就“嗣响何泯泯”了呢？可叹完了，他又补上一句：“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山川困不住人，能困住人的，只有自己。

这话，是说给后人听的，后人也真的听见了。

郑宜听见这话的时候，还是个穷书生。郑宜的家，在真安州廖通坝，他是康熙年间的四川举人，后来划到贵州正安。少年时，郑宜家里穷得叮当响，可他偏有志气，成天抱着经史子集啃。有一回，知府汪曾垣从他家门口过，听见里头朗朗的读书声，就推门进去，见一读书少年，就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

郑宜抬起头，瞧了对方一眼，睁圆眼睛响亮回答：愿为珍州之冉从周。

冉从周是谁？南宋时贵州第一个进士，史称“破荒冉家”。汪曾垣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他拍着掌说：好！你若中了，我亲自到驷马桥接你！

清康熙五十年（1711），郑宜果然中了举。汪曾垣大喜，他也没有食言，真的跑到驷马桥去迎接归来的郑宜，还送了块匾，上书三个大字——“破天荒”。

面对喜孜孜的知府，郑宜站在桥上，看着人们抬着的那块匾，忽然就想起尹珍。当年尹珍从洛阳回来，也是这么被人迎接的吧？嗯，尹珍就是他的榜样，他要向尹先生学习。尹珍回来就开了学馆，他郑宜回来也要马上设教席。果然，弟子岁常数十，教泽绵延。《遵义府志》后来写郑宜：“州人知笃学，取科第，皆垂裳倡导之力。”

尹珍种下的那棵树，又长高了一截。

韩之显比郑宜晚了几十年，也是正安人，家住小里台上，就是现在的道真玉溪镇。和郑宜相比，韩之显小时候更惨，穷得连必读书也买不起，更读不起书，只能趴在学堂的窗外偷偷地听。

窗子矮，他把身子缩成一团，耳朵贴着板壁，一个字一个字地往里捞。先生讲什么，他就记什么。冬天冷，脚趾头冻得发麻，他也不敢动，生怕弄出声响。

后来，先生发现了他，看他可怜又用功，就破例收下了他。这一收，收出个乾隆十八年（1753）贵州乡试解元。学政大人亲自题匾，一块写“学压南方”，一块写“开泰真州”。

可韩之显命短，三十八岁就没了。那一年，他在家门口的河边钓鱼，不小心掉进水里，再也没上来。但这三十八年中，他也做了一件大事——回乡教书。有一回，他带着三十六个门生去应试，一下就中了十八个。满城的人都惊呆了，管他叫“韩半榜”。

半榜的先生，半榜的门生。尹珍要是活过来看见，大概会笑。

张尊比韩之显活得久，活了八十一岁。

他家还是苦，住德溪里的山岔坝，雍正末年出生，小时候连灯油都买不起。他母亲江氏，白天去捡落叶，晚上把叶子点着了，就着那点火光，让儿子读书。

张尊就是在那明灭不定的火光里，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书，一本一本地啃了下来。

三十岁以后，张尊开始“厉行化俗之志”——说白了，就是开馆教书。他不收学费，不管贫富，谁来都教。他教的是程朱理学，讲的是明义理、正人心。他不让学生只为了科举读书，他要让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

弟子们后来也学他，考了秀才，回乡接着教书。逢年过节，张尊就聚拢乡邻，老的少的都叫来，劝农桑、讲孝悌。渐渐地，他住的那个地方，五十多年没出过官司。为此，《遵义府志》隆重地记了一笔：“同里近百家，五十余年无争讼，尊之化也。”这实在是高规格的奖赏啊！

张尊还做了别的事。他在洋渡、红花滩这些地方募置义渡，让过河的人不用再脱鞋涉水。州志将这事记在“义举”里。或许，这就是张尊做人的原则，他以尹珍先师为榜样，教人读书，教人做人，顺带着让这世界变得美好一点点。

吕启埏生在光绪年间，是这批人里最晚的一个。

吕启埏家世代读书，祖父人称硕儒，父亲、伯父都是廪生。到他这一辈，同治八年（1869）中了举，后来选授修文县教谕。可他没在官位上待多久，就辞了职，回老家，一心一意教书。

有人请他修州志，他推了，说自己才学不够。可教起书来，他从来不推。他常和学生讲的，是忠心立品、孝悌做人。新来的士子，他一个一个地教，不嫌俸禄薄，不嫌麻烦多。《续遵义府志》里写他：“一意培植学校，造就人才。”

一意培植，造就人才——八个字，把尹珍之后这一千八百年的事，都说尽了。

从张谏到吕启埏，中间隔着四百多年。从尹珍到张谏，中间隔着一千三百多年。可假如将这些人的故事排列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挨得很近，他们相隔的距离，只不过是十几位百岁老人排列在一起的身影而已。

他们，都在这片山水里长大，都不甘心被山川困住，也都是学成了要回来报答故乡。张谏写诗怀念尹珍，郑宜想做冉从周，韩之显趴在窗外偷听，张尊借着母亲的落叶火光读书，吕启埏辞官回乡一意培植乡里的孩子。

他们，都没有见过尹珍，可尹珍一直活在他们心里。

5、

尹珍播下的种子，历经魏晋隋唐的沉寂，至宋元渐有萌芽。

到了明清两代，贵州终于迎来了文教勃兴的春天——六百年间，走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尹珍务本堂里点燃的那盏油灯。

清代道光年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在学宫内修建“汉三贤祠”，奉祭舍人、盛览、尹珍三位先贤。他给尹珍之学取了一个名字——“毋敛学”。莫与俦以尹珍传人自居，他的学生郑珍，后来也成为西南巨儒。

郑珍，字子尹。“子尹”二字，是他的老师程恩泽为他取的。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他给郑珍取字“子尹”，用意再明白不过——希望他以尹珍为楷模，教化南域。

郑珍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一生著述七十余种，其中《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成为文字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权威。他主持编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他的诗，被柳亚子评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与郑珍齐名的莫友芝，是莫与俦之子，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精通版本目录学，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藏书家和图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

还有黎庶昌，这位晚清的外交家、散文家，历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两度出任驻日大臣。在驻日期间，他收集流传在日本的我国散佚古籍珍本二十六种，汇刻为《古逸丛书》二百卷，为国内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三位学者，都出自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沙滩文化”。在清代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间，沙滩村涌现出作家和学者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一百六十种，已刊行的有八十种六百三十八卷，约一千二百万字。

从尹珍到沙滩，一千八百年。那条河，流过了务本堂的门前，流到了沙滩村的洛安江边。

郑珍在《汉三贤祠记》中写道：“尹公从许君游，《凡将》《说文》之传，必熟闻其终始。在他邦犹将馨香之，何况为乡先哲。”

郑珍的语义极明白：尹珍是许慎的学生，对《凡将》《说文》的传承了然于心。这样的人物，在外地都要尊崇，何况是我们家乡的先贤呢？

这句话里，有自豪，有敬意，还有一种自觉的传承意识。郑珍知道，自己做的学问，源头在哪里；自己走的路，是谁开辟的。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曾这样论述尹珍与沙滩文化的关系：“从莫与俦、郑珍的清学视域观察，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不但是大传统文教或儒家价值传播的启蒙者，也是自己以朴学方法治经、解经的肇始人。他们是越过宋明诸大儒及其学术成就，将自己的学问谱系渊源直接与汉儒挂钩的。”

这段话有点学术，但意思很清楚：沙滩文化的学者们，把自己的学问渊源直接追溯到汉代的尹珍。他们不是在凭空创造，而是在延续一条已经流淌了一千八百年的河流。

尹珍是源，沙滩是流。源远，才能流长。

6、

一九四一年，为纪念尹珍，从正安县划出一部分设立道真县。这是贵州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县。

走进道真县城，尹珍的气息扑面而来：尹珍大道、尹珍中学、尹珍小学、尹珍幼儿园、尹珍文化广场……每一个地名，都是一座无字的纪念碑。

在中华仡佬族博物馆，这里尹珍文化氛围浓厚，一卷卷展开的经书竹简向上升浮，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字“仁、义、礼、智、信”跃然墙上。每到开学季，道真各校都会组织师生前来，聆听讲解员讲述尹珍的故事。重大活动时，还有一个固定环节——“尊先贤·励后学”拜师活动，激励教师爱岗敬业，勉励学生热爱学习。

去年九月，道真民族高级中学的一千二百名师生来到这里研学。讲解员讲完尹珍的故事后，同学们久久不愿离去。一个学生说：“这次研学让我们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故事，我们会把这份骄傲和感动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奋发学习，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这话说得朴素，却让我动容。两千年前，尹珍“学成还乡里教授”；两千年后，他的后人依然在用这种方式传承他的精神。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在道真，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尹珍精神，已经融入了仡佬族的血液里。

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土著民族。有学者考证，尹珍就是仡佬族。这个说法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仡佬族的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勤奋好学，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一。

道真县是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这里的仡佬族人，把尹珍当作自己的祖先来敬奉。在仡佬族的民间传说中，尹珍是一个聪明好学、不畏艰难的年轻人，他走出大山，学成归来，把知识带给家乡。这个故事，已经传了一千多年。

从历史到传说，从正史到民间，尹珍的形象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离开道真，我又回到正安。

正安二中坐落在芙蓉江畔，校园里有一棵老树，树荫下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务本堂”三个字。我在这校园里走了一圈，发现尹珍的影子无处不在。

校门口的校徽是一只腾飞的凤凰，设计者说，那数字“2”也是翻开的书页。火红的颜色像早晨的太阳，照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闪闪发亮。一个高中男生从旁边跑过，书包带子在风里飘起来。

校长指着远处的梓橦亭说，那里原是清嘉庆年间的冯氏宗祠，后来改作梓橦寺。“梓”是好木材，要长成栋梁；“橦”是花，要开得灿烂。学校把这老院子修葺一新，做了国学馆，每周都有学生在那里读《论语》、习书法。

“你看那边的心理成长中心，也叫梓橦。”校长笑了，“现在的孩子心事多，我们得帮他们把根扎稳。”

走进教学楼，走廊墙上贴着学生的画和诗。有一幅水墨画，画的是尹珍负笈远行的背影，旁边用稚嫩的笔迹写着：“先生，我也想去洛阳看看。”我站在画前愣了好一会儿——近两千年过去了，那个跋涉千里求学的年轻人，还在领着这些孩子往前走。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校训墙上——“厚德笃学，唯实创新”。这几个字是1997年写下的，2023年改了前一半，后一半“唯实创新”留了下来。管后勤的老师说，那墙重修的时候，工人想把旧字铲掉，校长不让。“尹珍的精神就落在这‘实’字上，铲不得。”

傍晚时分，我站在操场上远望芙蓉江。江水静静流着，两千年前尹珍大概也这样望着它，想着中原的学问怎样才能让家乡的孩子听懂。如今这江边有了学堂，学堂里有了书声，书声里有了他的影子。

学校的《梓橦赋》里有这样的句子：“纵遇荆棘，凭浩然之气破雾前行。”这浩然之气，大约就是尹珍留给这所学校最深的根。

根扎在土里，树才能往天上长。

7、

从务本堂往东三十里，有个村子叫自强村。

三十年前，这里的人们，出门要打着火把走两小时山路，才能到镇上。水要下河挑，一担水来回半个时辰。村里的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

一九八八年，郑传楼回到村里。他是省城某机关的干部，那年二十多岁，清明回乡祭祖。走到村口，看见几个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眼神空洞。他想起奶奶送他出山时说的话：“乖孙啊，出息了要为父老乡亲多办点事。”

这句话，一直在他心里装着。

于是，郑传楼开始利用节假日回乡。起初，村里人不理解——省城的干部，回来能干啥？怕是走走形式吧。可他一趟一趟地回来，一年十几趟，从不间断。

郑传楼回乡，不是游山逛水，他是想为家乡做点事。

修路，他到处跑项目、拉赞助，又组织村民投工投劳。那条两小时的山路，变成了四十分钟的公路。

通水，他请来水利专家勘测，在山上找到了水源。自来水进村那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拧开水龙头，看着水哗哗地流出来，愣了好久，说：“我这辈子，头一回不用去河里挑水。”

种果树，他自费买来果苗，一家一家送，手把手教嫁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我奶奶让我给父老乡亲办事，这就是办事。”

二十五年间，郑传楼从黑发干到白头。自强村的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学校建起来了，年轻人开始回流。一九九八年，自强村被贵州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小康村”。

二〇〇四年，共青团贵州省委调研“名誉村长”现象时发现，像郑传楼这样心系故土的人，并非个例。有人捐资助学，有人修桥铺路，有人回乡办厂，有人教乡亲种地。他们做的，都是郑传楼做的事——用各自的方式，回报生养自己的土地。

团省委从孟郊的《游子吟》诗中得到启发，给这个活动起了个名字——“春晖行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如寸草，故土如春晖。这名字，一下子就传开了。

二〇一一年，郑传楼到正安二中作报告。

报告会就在操场上举行。全校师生三千多人，黑压压坐了一片。郑传楼讲他离乡时的情景——十二岁那年，背着书包走出村子，小伙伴哭着拉着他的衣袖不放，几十个乡亲把他送出村外。奶奶站在村口，一遍一遍地叮嘱：“好好读书，长大了给人民办事，给父老乡亲办事。”

他讲修路时的事——村民们听说要修路，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上山。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每天走十几里山路来工地，非要参加义务劳动。郑传楼劝他回去，他说：“郑书记，这条路修好了，我孙子娶媳妇就能把车开到家门口。我这把老骨头，能出一分力是一分力。”

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博士帽属于母亲》。

一个从正安走出去的孩子，考上了博士。毕业那天，他拿着博士帽，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说：“这顶帽子，不属于我，属于我母亲。”母亲从小告诉他，好好读书，长大了回报家乡。他做到了。

故事讲完，操场上静了好一会儿，然后，有人开始抽泣。接着，哭声连成一片。老师们也红了眼眶，有的悄悄摘下眼镜擦眼泪。

报告会后，一个男生跑上台，哭得说不出话。半天，他才憋出一句：“我以前只知道向父母要钱，从来不知道他们挣钱有多辛苦。我对不起他们。”

一个女生说：“我总跟同学比衣服、比鞋子，不是名牌不穿。我父母省吃俭用，把钱省下来供我读书，我还嫌他们土。我太不懂事了。”

还有一个学生，泣不成声：“我妈身体不好，但舍不得去大医院检查，把钱省下来供我和姐姐读书。姐姐考上大学，想去贷款，我妈不让，说贷款要还利息，她还能挣。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郑传楼看着这些流泪的孩子，说：“懂得感恩，你们就长大了。”

从那以后，正安二中的校训墙上，多了四个字——“感恩奋进”。每年开学，新生第一课，就是听“春晖行动”的故事。

如今的正安，几乎每个乡镇都有“春晖使者”。他们有的捐资助学，有的回乡创业，有的教乡亲种茶、养牛、做吉他。去年高考后，新州镇的在外乡友自发捐款，资助考上大学的学子。倡议一发出去，捐款就源源不断地来了。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年轻人，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是寄回五百块钱。他说：“我当年没考上大学，希望村里的孩子替我圆这个梦。”

现在，郑传楼还在回村。每年清明、中秋、春节，他都会出现在自强村的路上。村里人看见他，老远就喊：“郑书记回来了！”

他笑着摆摆手，说：“不是书记，是村里人。”

8、

我在本文开头就说了，从正安县城到新州，一路山高谷深，弯急坡陡，车窗外的风景，是连绵的青山和散落其间的民居。

然而，雷霖告诉我，这里还有另一种风景。

“你看那户人家。”他指着路边一栋普通的农舍，“那家的老人，种了一辈子地，但每天晚上都要读小说。他家的米柜上，除了油灯，永远摆着一本小说。”

他又指向远处山坳里的几户人家：“那几个孩子，放了学就往镇上跑，不是去玩，是来找我们学校的老师借书。有的孩子，自己也开始写小说了。”

在新州，在正安，这是一种寻常的风景。

两千年前，尹珍从新州出发，北上洛阳求学，归来后开馆授徒，开启了南域的文教之风。两千年后，这阵风还在吹。只是如今，务本堂里生长出来的，除了诵读声，还有沙沙的写字声——写小说的声音。

正安的小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雷霖为我细细道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志强和赵进争两位先行者，经常回乡组织文学讲座。他们悉心引导，让近四十名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乡野老人开始知道，正安有人写小说了；青少年开始知道，作家是可以成为榜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安的小说创作渐成气候。石定、赵剑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开始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引起了贵州文坛的关注。八十年代，正安小说迎来了第一座里程碑——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剑平的《小镇无街灯》《赵剑平小说选》连续获第四、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奖（骏马奖）。

那年头，正安的文学青年，谁没读过《公路从门前过》呢？小说写的是一条公路从山村门前经过，给村里人带来的希望和失落。那些细节——老人蹲在门口数过往的车，孩子追着汽车跑出老远，女人站在路边等外出打工的男人——都是正安人熟悉的生活。

“石定写的就是我们村。”一个退休的乡镇干部告诉我，“我小时候，村里真的修了一条公路，从我家门前过。我爹那阵子天天站在门口看，说这回好了，出门方便了。可路修好了，出门的人更多了，我爹又不说话了。”

正安的小说，就是这样长出来的——从这片土地上，从这些人的生活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降温”，全国都在谈市场经济，文学期刊纷纷停刊，作家纷纷改行。但正安的作家们没有停笔。他们还在写，写在田间地头，写在油灯下，写在去外地打工的工棚里。这种低温下的坚守，被称为“正安文学现象”。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正安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小说）之乡”。这个称号，不是给某个作家，而是给整个县——给那些米柜上摆着小说的人家，给那些追着作家要签名的孩子，给那些在田间地头构思故事的人。

如今的正安，有中作协会员十二人，贵州省作协会员四十二人，遵义市作协会员八十四人，正安县作协会员三百六十多人。长篇小说出版了近五十部，中篇小说四百余部，短篇小说近三千篇。每年，这片土地都要“生长”出三百万字的小说。

在正安，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他们可能是相互的邻居，可能是孩子的老师，也可能是镇上卖豆腐的老汉。正安人常说，别的地方孩子追明星，这里的孩子追作家。青少年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写小说的人。

二〇〇〇年六月，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了“珍州文学沙龙”。说是沙龙，其实就是每周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读各自写的小说。二十三年过去，这个沙龙已经有了六百多名会员。文人相“亲”，传帮带无缝链接——老的带年轻的，年轻的带更年轻的。前波后浪，生生不息。

王华是沙龙的会员之一。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二〇〇一年在《山花》上发表处女作《村小》，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几年间，推出了四部长篇、三十个短篇。她的短篇小说《逃走的萝卜》，入选了《中国短篇小说一百家》。有人说，她是正安作家群中最耀眼的一颗新星。

王华说，她能写出来，是因为从小听着尹珍的故事长大。“尹珍二十岁走出去，学成了又回来。我们这些人，也是走出去又回来，或者心一直留在这里。这片土地，是我们写作的根。”

沙龙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前辈的笔。杨欧、雷霖、王龙、骆礼俊、许雨松、李易超、刘兴宇、陈南水……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省市级文学刊物上。还有少年作家杨韬、冯垚，十四五岁就开始发表作品。

务本堂的门前，孩子们还在跑过。他们的书包里，除了课本，或许还藏着一本小说。两千年前的书声，今天还在响。只是这书声里，多了些故事——那些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关于路、关于河、关于人、关于梦的故事。

9、

在新州镇，几乎家家都有大学生，有的家庭甚至两三个。

新州镇党委书记杨志安告诉我：“我们这条街上，基本上家家都有大学生，多数还是两个以上。”他说话时一脸自豪，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尖山子村的向勤敏，为了让孩子就近上学，专门到镇上租房陪读。她说：“我们舍弃任何利益，都是要陪孩子读书的，希望他在读书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每年高考后，在外工作的新州人会自发捐款，资助考上大学的学子。杨志安感叹：“每次我们向在外乡友发出捐资助学的倡议时，乡友们回应总是非常热烈，很多乡友一听说要为家乡教育出力，都是二话不说，慷慨解囊。这种反哺桑梓、情系教育的热忱，背后正是新州淳朴、团结、重教的优良作风。”

教育的火种，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从尹珍的“草堂三楹”，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奖状墙；从两千年前的童声诵读，到今天陪读妈妈的坚守——形式变了，内核没变。

去年高考，新州镇的三个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文旅局邀请他们走进务本堂和吉他产业园，每人赠了一把家乡产的吉他。那个考上北大的女孩，拨动琴弦，眼里有泪光闪烁。她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里有支持我追梦的土地。”

我没有细问她追的是什么梦。但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梦想里，有一个共同的梦——像尹珍那样，走出去，学成了，再回来；像石定、赵剑平、王华那样，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写下来，传下去。

在新州，有一种独特的待客之道：进屋先喝碗油茶。

这碗油茶用茶叶和食用油精心熬制，浓香扑鼻。我第一次喝时，主人说：“先喝一碗，暖暖身子。”我端起碗，茶汤浓郁，略带咸味，喝下去确实浑身暖和。

后来我才知道，这碗油茶不只是待客之礼，更蕴含着一种文化密码。油茶的炊烟里，升腾着邻里间的和睦与通达。这碗茶，从来不分彼此、不论亲疏——正如两千年前，尹珍从洛阳归来，把知识分享给每一个愿意学的孩子。

如果说务本堂代表的是尹珍精神的“根”，那么正安吉他产业园代表的就是“路”——走出去的路，归来的路。

我走进吉他博物馆，被一张照片墙震撼。照片墙中，三百位年轻的正安女子，正以羞涩而质朴的面目，洋溢着独特的青春。这些正安娘子军，她们首开南下广东务工先河。三十年前，她们像尹珍一样，走出去，看见世界；学成后，带着技术、资金归来。正安的吉他产业，正是这样“无中生有”的正安奇迹。

徜徉吉他产业园，目不暇接。如今，正安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吉他出口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七把吉他，就有一把是正安生产的。我在产业园里采访了一位返乡创业者，他说：“我们正安人，骨子里有尹珍的基因——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归来。”

在轰鸣的厂房里，看着工人们熟练地组装吉他，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两千年前，尹珍在务本堂里教学生识字；两千年后，这些返乡的工人在车间里教新人做吉他。教的技能变了，“教”的精神没变。走出去、带回来、教下去——尹珍的故事，一遍遍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尹珍精神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

10、

尹珍，务本堂；务本堂，尹珍。在正安的几天时间里，我的脑子时刻都被这两个词占据着。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归来——这句话，我在这片土地上听了无数遍。

忽然明白，尹珍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务本堂，也不仅是几块碑刻。他留下的是一条路：一条走出去的路，一条归来的路。这条路，从正安出发，通向洛阳，通向更远的世界；又从远方折返，回到正安，回到这片山水之间。两千年了，无数人走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生生不息。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河对岸的山坡上，炊烟袅袅升起，飘散在暮色里。这景象，和两千年前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那些人，那些山，那条河。只是山不再那么高了，路不再那么远了。当年尹珍要走半年的路，现在一天就能到。但有些东西没变：一个孩子想要走出去的愿望，一个游子想要归来的心情，一个读书人想要传递火种的念想。

忽然想起一个词：水的记忆。

我在《水边的修辞》中说，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尹珍洗笔的毋敛河，汇入芙蓉江，汇入乌江，汇入长江，汇入大海。那些海上的水汽，升腾成云，被风吹回这片大山，变成雨，落回这条河里。

两千年的书声，就这样一遍一遍落回这片土地。

此刻，务本堂与尹珍，又在我脑海中升腾起来了。我想像，夕阳沉下去了，天边还剩一抹橘红。务本堂的轮廓渐渐模糊，像一个老人坐在暮色里，安静地等着什么。也许他在等明天早晨，等那些孩子从门前跑过，等务本堂里再次响起书声。

那就是他的道。

那就是他种下的本。

两千年过去了，那条道还在，无数人走在上面；那个本还在，一代代人守着它。这，就是尹珍留给这片土地最深的根。

2026年3月17日初稿，贵州正安采风归来
3月20日改定于富春庄

作者简介

陆春祥，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九万里风》《天地放翁—陆游传》《水边的修辞》《富春江地理志》等四十余种。主编浙江散文年度精选、风起江南散文系列等七十余部。作品曾入选几十种选刊，曾获鲁迅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报人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大家文学奖等数十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