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和分粮

我们68届规定“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当时学校告诉我们，兵团、农场和江西、安徽是留给女生及身体不好的同学，我们只能去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贵州插队。我是1969年4月从上海到贵州插队的。 到公社的第二天我们3个男知青被领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看到的是黑黑的木板房、脏脏的衣服，头上包着帕子（缠在头上的白布条）的老乡，房间里弥散着奇怪难闻的气味。周围是看西洋镜的孩子，他们衣服褴褛，都像患血吸虫病一样挺着大肚子。这就是要我们滚一辈子泥巴的地方。和上海完全不一样的陌生环境，不由得心情异常沉重和紧张。 队里已经用知青安置费给我们买好了山锄、镰刀、粪桶、蓑衣等生产工具和水桶、木瓢、土巴碗等生活器具以及够几天烧的木柴，水缸也已挑满了水。我们不会用柴灶烧饭，几个热心的孩子帮我们在大锅里加了水，点起了火，一面用竹筒吹着火，一面教我们用甑子蒸饭。 我们谢坝公社有个狭长的坝区，有公路，但没有班车，坐车要到70里外的土坪镇或走90里山路到正安县城，那里有通遵义的县级公路。我了解到，生产队在坝区，有40多户人家，人均7分地，而且一半旱地，一半水田。另外每人2分自留地，以后不管生死婚嫁，人口变动自留地是不变的。我突兀地问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我小学六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个脱帽右派，数学课上的很好，他每次上课前几分钟都要讲形势，我是听他说亩产水稻几万斤，上面都可以开汽车了，我当时确信无疑。老乡们给我一阵狂笑，带着嘲讽说：那是呔哟，呔出来的！我好久后才弄明白，那“呔”是老乡发明的敲锣打鼓的象声词，暗指放卫星、说空话。我暗自庆幸没有说上面开汽车的事情，后来一看就明白了，连个大公鸡也不敢上去。熟悉后几个同龄的老乡同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离开上海都是带着大红花、手拿小红书，高兴得很。我们也回敬他们：你们才真会呔哟！彭浦车站火车要开时，车上车下上万人震天动地的哭声，戴柳条安全帽的“文攻武卫”战士在车窗下列队手臂相挽抵挡疯狂向前冲的亲友，哪里像报上的照片。后来队里会计告诉我，这里稻田亩产才六、七百斤，旱地包谷也就四百多斤。

生产队是大寨式记工法，男劳力每天最高20分，女劳力最高18分，小孩子按大小6分到18分不等，6、7岁的孩子也经常出工，每天有6、7分。这些小孩子很能干活，从单位效益算他们的工分偏低了，但他们的身体也被压垮了，尤其女孩子，都没有腰身。给我们三个知青定的每天18分，也算照顾，这里没有一点点农业机械，全是拼体力。他们真像一位名人说的，吃的是草，产的是奶。老乡告诉我，山里的田块小，田里还有大石头，山上的地土层薄，犁田时若不是老把式很容易折断犁刀，所以不适用农业机械。其实队里的经济条件根本就买不起任何机械。我们第一天上山薅草爬上山就瘫躺在地上几小时爬不起来，年纪大的老乡很心疼的叫我们先回家，真是令人沮丧。通常每工0.20元左右，算下来我们出工一天0.18元左右，每月出工多的收入就可以达到4.50元。其他生产队也差不多，少数好的每工有0.40元多的，差的只有0.08元。我同学父亲是警备区的，那时是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他透露69届以后下乡的，上海要求安置点每工应在0.50元以上。 插队的生活艰难又令人难忘。电视剧《知青》的播放使我一次又一次勾起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找出下乡时的笔记本看。我回上海时，父母蛮横地要把我从贵州带回来的东西都烧掉，我不同意，后来他们还是趁我不在时处理了。那段历史对他们也是不堪的回忆。只有一本笔记本是漏网之鱼，上面记着我每天出工的记录，还有1970年秋的分粮记录，那是我插队后第一次分粮。 生产队分粮是缴足国家公粮后，余粮70%是按照人头分，16岁以下的要少一点，具体比例记不清了，另外30%是按预算的工分分的。公粮我不知是按什么算的，反正跟粮食产量有联系，但几年不变的。一般生产队为了今后不增加公粮，都或多或少瞒产瞒地。地我不可能去量，但分粮记录却是真实的。秋收很累，到分粮时则有些兴奋了。分粮以户为单位，知青等同于单身汉，以个人为单位。我的分粮比例是0093，即0.93%，当天队里如果收获1000斤，我按比例就可以分到9.3斤。 分粮从1970年8月28日（农历七月二十七）分黄豆开始。黄豆是从地里拔起来就分的，不会很干，连杆带根，要回家自己晾干。包谷也是摘下来就分的，也没有干，连着包谷壳和玉米芯。稻谷也一样。稻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晒干率77.5%，晒干后碾成米约85%。

我计算了一下，那一年我共分得包谷283.5斤，黄豆122.5斤（笔记本上误为123.5斤），稻谷332.5斤，米豆11斤，山芋10斤。其中稻谷换算成米为332.5*77.5%*85%=219.03斤。包谷米折算率应该低于稻谷，也按稻谷的折算率，则包谷米=283.5*77.5%*85%=186.75斤。黄豆的折算率有30%就不错了，按30%算，黄豆=122.5*30%=36.75斤。米豆按85%算，应是11*85%=9.3斤。所有粮食合计共451.83斤。由此也可以计算出，稻米是细粮占48.48%，人均0.7亩地，平均亩产645.47斤。其他2位知青工分比我赚的少一些，但分粮差别不大。如果大家都按0.93%分粮比例计算，则可以计算出，由于增加了我们3个知青，从队里分了2.79%计1355.49斤粮食，导致其他劳动力人均少分粮12.61斤，每家约少分粮40-50斤。 451.83斤粮食，月均37.65斤，在上海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完了。但在贵州农村是强体力劳动，又没有荤菜没有油水，每顿饭要吃1斤多（农村不吃早饭），那分的这些粮食只够一半。我们知青基本都有家里支持，但也有知青家里很穷得不到支持。农民就更苦了。自留地是种菜的，也可以种包谷。农民自留地都经营得很好，号称自留地顶一半，但我算了一下充其量亩产1000斤包谷，2分地还要种菜，也就100多斤包谷，这样正劳力人均有550斤粮食，比我们多了。但老乡是养猪的，猪也要吃粮。猪在宰杀以前才有粮食吃，平时可能猪草都吃不饱。我很不愿意到猪圈去，饿慌了的猪听到有人经过就拼命嚎叫，梦想有人投下食物给它们吃。这样养猪往往3、4年才能养大，我告诉老乡上海郊区养猪不到一年就出栏，村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1970年春节在那里过的，整个村里40多家人也就3、5家杀猪，其他人家一年到头就很难吃上肉了。我们在自留地里采四季豆经常被老乡批评，原来老乡是等四季豆很老了才摘下来当饭吃的，他们的碗里都是粗粮和野菜，没有几颗白米饭，肠胃超常发育，所以小孩子肚子挺得老大。

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里的知青在讨论知青是否给农民带来负担。每个知青下乡的环境不一样。当时下乡知青基本是作为劳动力使用的。劳动力边际效益高，增收的粮食超过劳动力分的粮食，则基本没有增加当地农民的负担。劳动力边际效益低，增收的粮食低于劳动力分的粮食，则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在吃不饱的地方，粮食减少2.79%也是很心疼的。有一次公社要队里出几个劳动力修公路，没有工分，公社中午吃饭管饱，大家都抢着去。队长安排我也去。饭是农家家常饭，纯包谷饭加霉得有点烂糟糟的腌菜，我实在咽不下，肚子又很饿，就学其他人用马路边流淌的泉水掏泡饭才吃下去。另外也有知青不出工，整天游荡，偷老乡的鸡和菜，这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就另当别论了。 和《知青》中黑龙江兵团每月40多元工资相比，他们的收入是我们的6、7倍，我们公社干部才20多元工资。如果我们那时离开父母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除此以外，插队知青交流层面上的人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农村，感觉非常孤独绝望。当然山乡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只是当时没有一点心情。 老乡不吃田螺和黄鳝，我们有时就叫小孩子去抓来卖给我们，田螺2分钱1斤，黄鳝1毛钱1斤。有次隔壁几个孩子抓来许多给我们，却不要钱。他们家很穷，父亲早去世了，我们常听见他们母亲叹气不知下顿有什么可以吃，家里煤油灯买不起，一碗油灯昏暗的没有一点生气。看他们实在不收钱，我们只好送点上海带去的奶油糖和饼干给他们，再给他们一点米。过了几天他们在松林里找到一窝松茸，叫我去吃饭。那粘滑的美味和我的感激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十几年前儿子高中毕业我带他出去旅游，看到农田我就给他讲农村的农民，那里的生活和田里种的是什么。我想让他了解农村，知道农村的生活。

作者：旭源（李小兵）  转自：正安论坛